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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原原本本讲完之后，他说：“就这么完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成果了。”

他大摇其头道：“在我们打捞作业这一行里有句话，叫‘不见东西不给钱’。不把船捞上来，就全他妈是白费力。”他摇头用柯尼希的话说道，“多好的人呐，可是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儿。”他拿起酒杯，“不过至少，我们这一杯可以敬给他们和保罗・柯尼希，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水手。也祝你好运，朋友，你肯定需要个好运气，”他咧嘴笑道，“因为不会有人相信你这个故事的。”

不列颠圣乔治军团的发起人约翰・埃默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1号法庭的汉弗雷大法官判处死刑，而哈维・普莱斯顿的那些不列颠自由军同党们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尽管党卫军为不列颠自由军大量征募成员，这支部队的编制始终不曾超过两个排。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分别获刑一两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有张得以保存下来的照片很是有趣，上面是在代号为“北地”的第11党卫军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中服役的二十个士兵和一个中士，都是不列颠自由军成员。一九四五年四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巷战中，这支部队来到了柏林，而其中的英国小队却奉命换防到了滕普林[123]，而他们的名字也随即从该师的花名册上被抹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普莱斯顿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

屡建奇功的奥托・斯科尔策尼于一九四七年站在了达豪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在作战当中身穿美军制服。罪名最终没能成立，因为辩方出庭作证的是一位英国军官、乔治十字勋章[124]的获得者，杨-托马斯中校，代号为“白兔”的杰出特工。他被人出卖，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来从布赫瓦尔德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在法庭上证实了他所了解的事实：英国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存在身穿德军制服作战的行为。这件案子连同指控他的所有罪名都被撤销了，所以斯科尔策尼要比他那些于一九四四年在阿登[125]身穿美国军装被俘的部下们要幸运——美国人援引《日内瓦公约》将他们处决了。看来维里克确实言之凿凿。

卡尔・霍夫尔仿佛是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毫无疑问，他也是罗斯曼和盖世太保们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不过哈里・凯恩则比较走运。我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档案处被告知，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他似乎住在加利福尼亚，于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抽空飞到旧金山，租辆车开到他在大苏尔的家，把整件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果然有效，他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若干年来他一直是个作家。最初是写电影剧本，然后进入了电视剧圈，现在则更多地参与制作人的工作当中。一九四五年他与帕梅拉・维里克结婚，这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海滩散步时，他主动说起来的。照我感觉，婚姻似乎不是特别美满，不过一九四八年她就因白血病逝世了。

德国人那一边的情况他当时一无所知，因此对我的故事十分着迷，还热心地为我补全一些疏漏，不光斯塔德利村那场战斗的最后阶段，还包括梅尔瑟姆公馆当晚的事后情况。

“想起来真是够讽刺的，”他说，“那一刹那间我救下来的，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性命。可是由于封锁了消息，我连在新闻中露个脸都没捞着。”

“至于这么糟糕吗？”

“兄弟，你可不知道。每个人都被单独叫去谈话，明确交待我们整件事情都是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半个字，就等着坐十年牢吧。这还不算。斯塔德利村这件事情之后，部队正式解散，改编成一支精英空降兵的导航部队。你可能不懂，说白了这根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要知道，即便在斯塔德利那一仗之前，我们也只有九十个人而已。照我看，五角大楼的某些聪明人可能想用这种好办法除掉活下来的人吧。”

“成功了吗？”

“差不多。诺曼底登陆那天之前，我们作为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导航部队插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126]。当时的风特别大，不光如此，空中导航也偏了。我们的空降地点偏了五英里，直接落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德军的包围圈。那可是装甲掷弹兵啊。”他摇摇头，“我就没见过那么惨的白刃战。天还没亮，我们的人就死了一大部分。”

“迪克斯特・加维也在？”

“现在还在那儿呢。去年我去法国的时候祭拜了他。还有托马斯中士、布里克尔下士。太惨了。”

下雨了，我们转身朝屋子走回去。“不过，”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把整件事情写下来的冲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