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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

“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

“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

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

“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

回到墓园的时候，那块祭奠施泰因纳和同伴的石碑还跟离开时一样。我再次检查了一遍铭文，以确认不是自己看走眼，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些照片，然后疾步走进了教堂。

塔楼底部有块布帘，我走到了帘子后边。唱诗班的红罩衣和白色法衣整齐地挂在排架上。这儿摆着一个铁皮箱子，若干敲钟绳从阴暗的高处悬垂而下。墙上的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座教堂奏出了五千零五十八响的巴布小调式[4]。我还注意到，雷科尔・阿姆斯比也是参与其中的六名敲钟人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牌子上有一排小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涂料和锈迹堵死了。虽然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痕迹真像是机枪扫射出的枪眼。

我正对的是殡葬登记处。但是此处并没有任何的书册簿记之类。我走出布帘，几乎马上就注意到了圣水盆后面墙上的一堵小门。我试探着拉动把手，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里面的屋子很小，贴着橡木墙板，显然是圣物组。一个架子放着几件教士服、法袍和斗篷，一个橡木碗柜，还有一张老式书桌。

我先试着翻了翻碗柜，立刻就有了收获。各种各样的记录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的一个架子上。一共三本殡葬登记簿，其中第二本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我迅速地翻了一遍这本册子，无奈满怀希望之后立刻就是巨大的失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记了两个去世的人，都是女性。我又赶紧一路翻阅到了年初，这并没花太长时间，然后合上登记簿，放回碗柜。问题现在比较明朗了。不管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只要葬在这儿，都应该登记在案。根本没有可能绕过英国这条法律。这样的话，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圣物组的门走出去，回身把门带上。两个酒吧里的人拦住了我，一个是乔治・王尔德，另一个就是那个黑胡子大个儿。我不禁注意到这大块头手里拎着一把双管霰弹枪。

王尔德客气道：“我劝过你，让你自走自路，先生，这你得承认吧。为什么您就这么不听劝呢？”

黑胡子说：“还他妈等什么啊，动手得了。”

这样的块头动起来竟然能有这样的速度，真令我震惊。他一把抓住我大衣上的翻领，这时圣物组的门也开了，维里克走了出来。上帝啊，他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我倒是相当乐意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