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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有座狭小阴暗的祈祷室。烛火在童贞玛利亚的画像前摇曳不定，好似圣母的光辉凌于这片昏暗之中。绕过这间屋子，沿着长凳之间的过道走过，寂然无声，只有圣灯隐隐透出红宝石色的光。祭坛旁边高悬着一座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像。雨水敲打高高的窗子，如同闷闷的鼓声。

我身后传来了一阵脚在石头地面上拖蹭的声音。一个干涩、生硬的嗓音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过来，看到圣母祷告堂的入口站着一位神父。他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缩在褪了色的黑修士服里。他头发花白，发茬短到刚刚露出头皮；眼窝深陷，好似刚刚患了病，而腮边紧绷的皮肤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有一张漠然的面孔。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学者，但想到告示牌上写着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信徒，那么无论哪种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然而照我的判断，这张面孔还说明病痛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朝前迈步的时候，我看见他吃力地拄着一根黑刺木拐杖，拖着他的左腿。

“维里克神父？”

“是我。”

“刚才我跟外面那位老人家说话来着，那位教堂主事。”

“啊，你说的是雷科尔・阿姆斯比吧。”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他觉得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一个忙，”我伸出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他迟滞了一下才跟我握手。虽然这是由于他需要把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但在我看来，他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能帮你什么呢，希金斯先生？”

“我在为一本美国杂志写专题系列，”我说，“历史方面的题材。昨天我拜访了克雷的圣玛格丽特教堂。”

“那教堂很漂亮。”他拣了最近的一排长凳坐下道，“不好意思，如今我特别容易乏。”

“那儿的教堂院子里有个墓龛，”我继续说道，“您大概知道那个墓龛吧？‘谨此缅怀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把我的话头接了过去：“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港协助克劳迪斯里爵士将敌船付之一炬。”他强作了个笑容，“在这一带，这段墓志铭相当有名啊。”

“根据我的调查，格里夫担任‘橘树号’的船长时，有个搭档叫查尔斯・加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为了一位海军上校。他因旧伤复发，死于一六八三年，好像是格里夫把他的遗体送回克雷安葬的。”

“我知道了。”他礼貌地回应道，然而并不曾显露出对此事有任何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语声几乎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大耐烦了。

“克雷教堂的墓园中并没有他的遗迹，”我说，“当地教区档案里也没有记录。我还去找过胡埃弗顿、格兰德福德和布雷肯尼的教堂，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

“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

“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

“是啊，我还在想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运动[2]在这一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跟当时大多数英国教堂一样，圣母玛利亚教堂也成为了英国新教的教堂，”他说，“但是上个世纪末，这幢建筑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公教。”

“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吗？”我问道。

“不。”他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不耐烦已经很明显了。

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

“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