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扒开黄河（第2/5页）

他们饿，为了找到吃的，已经顾不得是西夏方还是本国居民，他们全都抢。

这股乱兵被沈括解决，他是西征部队的后方总负责人。只是迫于严寒、路远，他实在是供给不上种谔的给养。深冬时节的西北大地上，鄜延军已经身陷绝境，如果再不及时脱身，等西夏人包围过来，注定会全军覆灭。

实战检验出种谔的军事天才，进攻时机变百出，撤退同样是一门艺术。面对一向不讲信义、狡猾凶残的西夏人，种谔玩了个小花招。

他派人向西夏挑战，三天后决一死战。

西夏方面立即就全面动员了起来，集结兵力，保持警惕，鬼知道狐狸一样狡猾的种谔会不会突然偷袭。熬过三天之后，他们冲出营门，到了约定地点。结果左等人不到，右等还没来，派人去催才发现宋军的营地早就空了。

种谔在发出挑战书后第一时间就跑了……回到国内，他给宋神宗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五路大军中只有他这一路攻城略地带回来实力，比如说兰州、米脂两城，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至于银州、夏州、盐州等地，鄜延军虽然攻下来了，可是兵力有限，没法保住。

这些只是收获的一部分，他带回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宋朝的信心。请问，五路西征真的是失败了吗？这要看怎样来定义。

如果说以灵州论成败，那么宋朝的确是输了；如果以战争本身为定论，宋朝无论如何都占据了上风。

永乐城之殇与党项人近百年的恩怨，宋朝在战争方面打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大炮轰蚊子，以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充沛军力，抓不住像泥鳅一样滑溜的李继迁。

这是机动性不足。

后来在野战时期李元昊打遍东亚无敌手，宋朝尽管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张亢、狄青等大批名将也处于下风，勉强维持边境不倒而已。

这是野战能力太差。

李谅祚在宋朝面前占不到半点便宜，野战没机会，攻城时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往回跑。只是可惜，宋朝那时国力下降，没有远征的资本。

宋神宗这次五路伐西夏，不管在传统的史书里是怎样评价的，比如他惨败了，损失兵力、民夫总和近20万了，抛开这些看战绩，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野战能力全面压倒了西夏人。五路之中，除了王中正之外，宋军除了没能攻下灵州，其余所有战绩一律全胜！

即使是灵州之役，宋军的失败也不是西夏人造成的。第一当然是高衙内的脑子秀逗了，一个人玩死了帝国的梦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军其实是败给了天气。

偏偏选在西北苦寒时节出兵，除非摧枯拉朽毫无阻碍击破西夏全部防线，不然就得面临塞外的大风雪。不过这也怪不了宋神宗，谁让西夏国偏在这个时候内讧呢？

看过战绩再看得失。

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说宋朝有了损失就代表了失败，要看看西夏人同时期怎样了。双方的军队损失基本是相差无几的，不同之处在于西夏人是宋朝人杀的，而宋朝人是天气、黄河水杀的。抛开这些之后，由于战争是在西夏境内展开的，所有恶果都由西夏方独自承受。

史书记载：战争过后西夏“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物价飞腾，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西夏立国之本的牲畜一片一片地死。

客观地讲，元丰西征是西夏军事、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这就是主动进攻的好处，哪怕战争本身打了个灰头土脸，仍然可以重创对手，让敌人元气大伤。这些战报随着战争结束一份份地呈交给宋神宗，让他敏感、有自伤倾向的心灵开始逐渐复苏。他的心灵有了一些难得的厚度。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战役。之前的熙宁开边、交趾之战都有王安石坐镇，胜负之间有一位不世出的超级智者掌控，他所需要的就是观摩与学习。这时不同了，独自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去征战，胜负的结果不止是对国家有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对他个人心灵的影响。

胜了，会骄吗？败了，会馁吗？一个成年男人心灵的厚度，是由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达成的。理性回归，宋神宗看到了宋朝军队质的变化，信心和欲望渐渐地又回来了。就像为了印证这些一样，两个多月以后，西北战场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鄜延军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出击，种谔派出大将曲珍率两万步骑出东川攻击宥州。宥州的西夏守将反应很快，他派出3万人迎战。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看着很保险，只是就像惯例一样，他们又被种谔忽悠了。

他们在东川等，计算路程鄜延军应该出现了，可是偏偏不见人影。正想组织人力再调查，在他们背后突然间冲出来大队人马。鄜延军出现了，出其不意，野战变成了偷袭，胜负还有悬念吗？那一天连西夏的宥州主将都当场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