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