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悲怆好水川（第3/5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5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4千多人面对10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再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600个西夏首级，战马100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可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他们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300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侮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