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第8/14页)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