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3页）

自彼时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启式的信仰始终活跃，而且中外皆然。无论在中国或欧洲，倡导这些信仰的人将之同激进的政治与平权主张相连结，从穷人中吸收到信徒无数，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10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里，朝廷常将这类起事归咎于“白莲教”的教众，但其实在白莲教教众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中心教旨，他们只是一群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群体9。

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仍有许多支千年盛世派别挑战罗马教廷，而且力量更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转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种“新耶路撒冷”和“祈祷之城”的完美环境。虽然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时程，并以“联邦主义者的千年盛世论”（federalist millennialism10），让《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这种理想面对18世纪的现实，势力已不如从前。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初透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而带到中国，并强化了原先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的讯息。到了1830年代初，这些新势力在华南扎了根，将与中国固有文化一同争相影响年轻的洪秀全。本书就是要讲述这番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诲，接触到太平天国史的各个层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大学者之一，恩师芮玛丽（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请简先生访问耶鲁，以期他能将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简写成一本英文书册11。我当时虽然很迷太平天国史，但是这二十年我压根没想过会去写太平天国。在大陆，除了简又文之外，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镜，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不难找到；我以前以为，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都已做尽。

不过，在80年代末，我获悉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文书，共分三卷，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这些文书记录了一系列的显圣，据称是耶稣和天父传给世间的太平天国信徒的。承蒙大英图书馆准许，我得以查阅这些文书的原件并制作复本；后来我去了北京，见到了发现这些文书的王庆成，并就其意义作了充分的讨论12。我才了解到，这些文书的发现确能让我们对太平天国有新的认识。

当然也可说，新发现的文书所载的这类显圣算不上是确切的史料。但是这些显圣的时间地点是如此精确，而且还细述了几位太平天国首领及其信徒的举止，在我看来，这的确照见了这场起义。更有甚者，这些记录编排清楚，让我们一窥太平天国两段关键时期：其中一组（据说是来自耶稣）集中在太平天国在广西山区的成形时期；另一组（据说是来自天父）则集中在太平天国治理南京的头几年。这些显圣也与太平天国史上的许多别的事件有关：在记录耶稣降凡的那两卷，在当时农村社会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全新的资料；而天父显圣的部分则让我们对太平天国史上各个事件与洋人访问天京之间有何关联，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不过对我而言，这些新文件的用处主要在于照见了洪秀全这个人，它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受他感召的信众，以及洪秀全及其追随者如何回应那些信众。我们若想了解这些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领袖如何创建一个可供驱策的实践基础，那么这些问题至关重要。13

以洪秀全为题写作，我几乎马上就意识到，这既是写经也是写人，而且写的还是经文中的经文——《圣经》。我不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专家，也不敢以《圣经》专家自居，前景一片茫茫。但我曾在几所每天必读《圣经》的学校里读过十几年书，我能了解，洪秀全从《圣经》中得到的力量、灵感和使命感是无可否认的，虽然他对《圣经》的反应是那么的个人化。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洪秀全读的是中文的《圣经》，翻译的人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或是住在东南沿海城镇、略通中文的西方新教传教士。这些翻译颇多任意发挥之处，语意含糊、讹误，原文所无之反意，造就了洪秀全的信念和命定感，却没有正式的宗教教育，这让我倍感兴趣14。这等于再次说明了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说明了西方对洪秀全的影响有多大；它也助我了解洪秀全最后得到《圣经》时，为何将之据为己有。也因为《圣经》是洪秀全的，所以他想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修改，如此便能以“更纯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