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本可避免

说到发生在公元755年，肆虐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所有喜欢盛唐文明的人，对此的心情，恐怕只能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一声叹息。

能不叹息么？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文治武功，笑傲全球。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经济富庶，杜甫诗歌中曾言“稻米流脂粟米白”，可谓是富甲天下。军力也同样强大，唐王朝对河西走廊、西域、西南，进行了多场战争，打出了大唐的勃勃军威，虽然也有征讨南诏的大败，但国力依然处于节节上升时期。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富庶的中原大地陷入了8年的战祸之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伤无数，唐王朝也被迫迁都。安史之乱之后，遭到沉重打击的唐王朝再不是昔日盛景，开始渐渐走向衰落，原本连接东西方文明的西域大地被吐蕃侵占，河西走廊被吐蕃夺取，雄踞天下的大唐王朝，一度遭到吐蕃、回鹘等外族的欺辱，一次次丧权辱国。而在唐朝内部，中央政权力量严重衰弱，中央大地藩镇割据，战乱不断，不服中央号令，偌大的中国，成了军阀林立的世界。这一切的拐点，都是这场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虽然现代有无数人论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之前已经危机四伏，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和必然的，安史之乱，其实一度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从安禄山的发迹到最后叛乱的爆发，唐王朝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挖坑，直到把整个盛唐都埋进去。

一

说安史之乱的原因，现代史家普遍抨击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开始大规模推行的节度使制度。

节度使制度，开始于唐朝贞观年间，本来只是掌管地方军政的一个临时性职务，在唐高宗时期开始成为一个常设职务。唐王朝大规模设立节度使，是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开始。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两个时代，一共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10个节度使，和府兵制下的军政长官比，节度使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由中央授予节杖，将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财权集于一身，几乎成了地方上的诸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天宝年间，唐王朝共有军队65万，其中10大节度使掌握的军队就有59万，中央的兵力远远少于节度使掌握的兵力，外重内轻的格局，为藩镇叛乱埋下了隐患。

但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推到李隆基的头上，也不现实。他在位时期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有苦衷的。唐朝贞观年间横扫天下的府兵制，是建立于土地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于中央掌握土地，自然可以控制士兵，无论谁统帅，都无法做到专兵。可是到了李隆基时期，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这时期唐王朝的边境形势却越发严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唐王朝必须采取直接有效的军事政策，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边境压力，因此募兵制得到了推行。尤其是开元初期，张说主持北方边事的时候，招募内地农民屯垦，精兵简政的政策，就为府兵制的废除埋下了伏笔。但作为一个眼光卓越的军事家，张说早就意识到，府兵制废除后，国家必然要面临边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他在给李隆基的奏报里，建议国家继续用招募屯垦的方法扩大兵源，同时将士兵的经济基础——屯耕土地，牢牢抓在国家手里，即使是实行募兵制，募兵的经费以及边军的物资供应，也要牢牢掌握在中央户部的手中。这是一条眼光卓越的政策，但是在此时的唐朝，特别是边境地区，边防压力非常沉重，河西走廊、安西都护府皆有战事，为了战争的胜利，只能继续放权，将财政权和地方人事权统统下放。正因为如此，节度使制度才应运而生。

但是节度使的专权，本身不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唐朝的节度使一共有10个，以一家的军力，最多割据一方，很难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唐朝在节度使制度上的另一个失策，就是将多数边镇的节度使大权，委派给一个边将统帅，比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王忠嗣，就曾同时担任四镇节度使，天下半数兵权尽在他手，后来造反的安禄山，也担任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他们几乎掌握了天下的大部分精兵，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无法与他们抗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说起这个原因，必须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偏信”。在早期宠信王忠嗣的时代，就将边镇大权尽数交付给王忠嗣，王忠嗣遇害后，转而信任安禄山，对每一个边将，信任的时候推心置腹，而废除的时候又毫不留情。这样的皇帝，自然给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可乘之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在逃难时，就有沿路百姓对李隆基说“天下人都知安禄山要反，唯独陛下不查”，直羞得李隆基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