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南北朝最伟大科学家祖冲之（第3/5页）

在《大明历》中， 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今测约为70.7年差1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一年祖冲之只有33岁，而他所反对的对象，《元嘉历》的编写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当时的南朝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为了知识的真理而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祖冲之用他的倔强和执着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单纯的他却不知道，这初出茅庐的第一枪，让他不幸地卷入到一场政治的纷争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向朝廷上书，要求废除《元嘉历》，改用《大明历》，这是他与士族阶层以及传统知识阶层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毫无疑问，祖冲之的主张遭到了猛烈反对。比较可笑的是，尽管祖冲之用详实的科学数据和客观规律，对《大明历》做了最为详尽的证明，却依然无法压倒反对的声音，因为那些反对者们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学的规律，他们的理由多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以道德战胜科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悲剧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反对者中叫嚷最凶的，当属宋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他的理由很简单，改变历法是有违祖制，天理难容。这个几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当时得到了所有反对派的响应。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过不光彩的篡权登上皇位的，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无常，修改历法一事，触动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块禁地，如果废止《元嘉历》，也就意味着是对先皇的否定，中国的政治家们往往喜欢把简单的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大明历》的争论到20世纪的海瑞罢官事件，不同的史实中总包含着相同的内涵。今天的人们总把戴法兴当做抨击的对象，然而作为皇帝的宠臣，他反对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见，于是《大明历》遭到了无情的搁置。这件事对祖冲之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当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遭到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我们可想而知当时年少气盛的祖冲之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那场反对《大明历》的运动中，宋孝武帝动用了所有的反对派与祖冲之展开论战，在那个年代里，因言论而杀人还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最多不过是遭到围攻然后被贬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在那场激烈的辩论里，祖冲之接连写下多篇驳议，这些驳议让当时的守旧派哑口无言，也同样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历史中重要的理论著作。以科学去对抗政治，以有知去对抗无知，从这一刻开始，祖冲之人生鲜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遗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驾崩了，于是所有关于《大明历》的争论戛然而止，满朝的文武忙碌着处理宋孝武帝的丧事，这部饱含着心血的历法也因此被长久地搁置了。20多年后，素来赏识祖冲之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再次上书，要求颁行《大明历》，又因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搁置。而这中间的几十年，恰是宋齐朝代交接，血雨腥风的几十年。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段时间里，无论皇帝的品行如何，无论政治环境黑暗与否，祖冲之的研究工作丝毫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在当时社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浊流以外的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祖冲之个人性格所致，也同样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制度的缘故。科学研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科学家也成为纯粹的业务工作者，而非投机的政客，只有纯粹的学者才能够缔造出最为纯粹的学术，这一点在南北朝科技历史上得到了证明。

四

让今人更加扼腕叹息的，是祖冲之的数学成就。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然是圆周率，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虽然祖冲之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取得了将圆周率推算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的成就，可是在国际上，这一项举世的创举曾经在很长时间没能得到认可。公元1573年，芬兰人安托尼滋取得了与祖冲之一样的研究成果，虽然他的时间比祖冲之晚了1000多年，但是国际上依然把这一研究成果归结到了这位欧洲数学家身上，这项让中国人自豪万分的发现，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称呼：安托尼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