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第3/4页）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江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