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汉武帝的钱从哪来（第4/6页）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三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