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独尊儒术”奠基人（第2/4页）

之所以待见他，一是他很识趣，比如那时候的儒家学子，骨子里都带着傲气硬气，刘邦是一个不容别人有傲气的人。叔孙通之前，曾有儒生郦食其投奔刘邦，当面痛斥刘邦对儒生的轻慢态度，刘邦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对郦食其诚恳道歉，但道歉完了没多久，就借齐王之手，把郦食其给煮了。相比之下，叔孙通却知趣，他知道刘邦不喜欢谋士穿儒服进谏，别的儒生都视儒服为身份象征，叔孙通却不以为然，不穿就不穿，当场换了儒服，穿着短袖短褂进谏，刘邦很高兴：这人不错。儒生不儒生的无所谓，听话就好，听话的好用。

刘邦待见叔孙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用，也就是有利用价值。西汉建国，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界影响力甚广，而且儒家思想里对于君权的尊重，也是君临天下的刘邦所需要的，找一个精通儒学而又听话好用的人，对于刘邦来说很重要，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叔孙通这个儒生实在不像儒生，除了他没原则，好谄媚，会拍马屁会吹牛外，社会关系也很有问题。那时候的儒生，都是一些蔑视暴力，崇尚文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对战争，态度是鄙视，对武将流寇，态度是蔑视，鄙视这个，蔑视那个，结果就是被人灭。叔孙通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要弘扬儒学，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朋友里，既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有西汉开国时候的功臣宿将，甚至还包括江湖游侠、土匪盗贼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流氓无赖，不混个关系熟，他也能混个脸熟。

因此在当时，虽然在刘邦面前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在儒生的内部，叔孙通的名声实在不咋的，许多儒生都认为这是个给儒家丢脸的人物，是败类，他的一些学生也耻于和他为伍，主动划清界限。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个一些人眼中的败类，办成了“君子”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光大儒家思想，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二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发生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了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于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拍肩膀叫弟兄，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