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忠良or奸党王越（第3/8页）

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

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

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

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

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

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

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

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

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

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

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

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

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

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

三

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

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

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

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

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

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

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

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

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

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

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