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看不见的战争（第2/3页）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国，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个靠近莱比锡的叫哈雷？安德赛尔的地方的人家里，那儿是汉德尔的家乡。这家人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医师，并拥有一座大型油墨企业，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工业家，绝不会公开地批评政府。”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德国高层人物。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德国人对1914年至1920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从哈雷抵达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们。”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他们是对的，世界大战很快爆发了。”

“回到祖国数周后，我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北京第九分队。我愿为国家民族而尽力。我不想让我最亲爱的母亲担忧，故迟迟没有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寄给‘志愿兵邓诗曼’的正式文件，通知我翌日报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把信交给我时问道。我不得不坦白说：‘我已经自愿参军了。’”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才象我的女儿呢！’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军档案局，这里与我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上尉军官对我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了，邓诗曼小姐。你的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一件乐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我国空军飞行员在敌方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XXX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每份通知都要经过极为小心谨慎地打印，不得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因为收信者或许会永久地保存它们。有多少个夜晚，我留在办公室里迟迟不归，打印着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当我一想到它们将为全国各地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悲伤苦楚时，泪水便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度过了军队生涯严酷的开端。我在报到几天后，就接受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当时，我国‘升龙’号航空母舰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远洋潜艇击沉，要我们通知遇难者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失踪或是死亡。我们向遇难者最直系的亲属拍了近一百封电报，随后又发了信。我们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员，在陈旧的打字机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语，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对更多的人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我还年轻，对事物可能过于敏感，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当那些年迈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或在电话中恳求我们提供更多情况时，我简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老年妇女千里迢迢从昆明数次找上门来。‘听我说，姑娘，’她总是这样解释，‘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们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她的面孔由于悲伤而显得消瘦苍白。我还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的亲人一旦发生不幸，那么，如果真有神明存在，请一定让这一切尽快结束，并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千万别总是使用那些‘失踪’或‘认为死亡而失踪’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