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4章 “不要命的中国人”（第2/3页）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日本航空母舰实施的攻击所采用的战术是非常高明的，”一个“大溪地”号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告诉他的同伴，“他们知道，如果投弹后脱离时低于二百五十米，一千磅炸弹的气浪总会波及到你的。”

“如果在二百五十米高度脱离，投弹时的高度不能低于三百米。可是中国人一直冲到离海面只有一百五十米，炸弹爆炸时他们的飞机的高度可能到不了一百米。不要命的中国人光想着命中了，真该感谢上帝保佑。”

盟军飞行员们摧毁了很多日本飞机，很多的精彩情节，都是那些低级杂志中的惊险人物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但在这里却都是真实的。然而，他们都很谦虚，为自己的飞行伙伴们感到骄傲，提到自己的功绩时就好象确无其事而跟自己无关一样。

盟军攻击日本舰队的空袭部队，在那天9点30分起飞以后，维安舰长在“哈巴库克”号的舰桥的信号台上徘徊。此时盟军的舰队排着密集的队形，以20节航速顺着飞机飞去的方向驶往西北。这样做有几个理由，最主要的是缩短攻击编队返回航空母舰的距离。因为盟军的飞行员们要飞200多海里攻击日本人，已经达到作战半径的极限，很需要航空母舰帮助他们缩短返航距离。

这些天，维安舰长一直住在舰桥上他的作战住舱里。他知道，有可能双方的攻击部队现在都在空中，飞向要攻击的目标。双方都要受到攻击。现在要想挡住对方的空中攻击部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形势就象两个拳击手同时挥拳打去，双方都会被打中。

作为“哈巴库克”号的舰长，维安了解他的力量，他显然权衡了所有的可能性。他深刻认识到，这次海空战争的各方面的情况对外界虽然是新鲜的，但对这两个对手来说是一清二楚的。

“哈巴库克”号航空母舰的舰桥是观察作战情况的最佳地点，因为所有重要的行动不是发生在军舰周围的上空，就是发生在贯穿军舰首尾肋这条狭长的飞行甲板上。“哈巴库克”号的信号台是围绕该舰上层建筑四周的大约15米宽的露天走廊。飞行甲板高出海面50米，而信号台又在飞机甲板上面8米。比信号台还高3到4米的地方有一个更小的露天走廊，这是专供舰队司令和他的参谋观察用的。最后，在这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鸟窝”，叫作舰首对空了望哨。

“哈巴库克”号的上层建筑是拥有装甲的轻便建筑结构。在上层建筑后面几十米的地方是耸立在飞行甲板上的硕大无朋的烟囱，在它的保护层钢板里面集中了来自舰上大型主锅炉、通风系统和伙房的排烟管和排汽管。烟囱高出飞行甲板30米，顶端有一圈钢制的窄过道，过道两头各有一个平台。后平台叫舰尾对空了望哨。在窄过道上安装着探照灯、信号灯、舰上摄影师的照相机架以及其他用途的位置。

信号台是舰长的天地。全舰所有部门都和它有电话线或话筒联系。它是军舰的心脏和大脑。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直接报告舰长。在舰内是用电话报告；在舱面，始终坚守岗位的了望哨和信号兵用信号牌写字进行报告。信号台本身环绕在上层建筑周围。上层建筑中最靠舰首的那个部分是驾驶室，操舵兵和值更官就在这里值更，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传令兵。

舰长的作战住舱在驾驶室后面，再后面是海图室，是航海长处理公务的地方。

今天上午，为了方便作战，把舰桥作了必要的“拆除”，也就是把驾驶室四周那些沉重的钢架窗卡钮松开，把窗子放到窗台里，使四面透空了。

在海图室里，一位少尉操舵长把军舰每次转向的航速和方向，以及转向时间都填写在一本制式飞机的“大本子”上。陌生人是分不出谁是军官谁是士兵的。每个人被太阳晒得黝黑。从将军到新来的勤务兵，每一个人那天上午穿的都是工作服。弗莱彻海军中将和维安舰长穿的是海军制式飞机帆布卡叽风衣，卡叽拉链衬衣，棉卡叽裤，戴着战斗帽和新的钢盔。

舰桥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打扮，头戴钢盔，身着蓝色斜纹工作服，或是卡叽衬衣和裤子。在这一带钢盔很适用，因为里面有个钢纸垫圈，没有弹片危险时可以遮太阳。但是，今天按照命令，飞行甲板上和舱面以上的每个人都戴了钢盔。每个人都要把海军制式飞机救生衣（大部分是木棉背心）放在岗位附近。飞行员和所有能飞行的人，包括维安舰长、副舰长帕特森和一切参加飞行的人员，都有一个新的橡皮救生衣，这种救生衣用一个小压缩气瓶就可以吹起来，用嘴吹也可以，但在必要时才充气。

那天一大早维安就碰到了牧师，他正在到处找一顶战斗帽。帕特森答应他可以到舰桥上观战，但必需找到一顶战斗帽。他到底没能找到，因此未能看到“哈巴库克”号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场战斗的壮观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