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 空降“斩首”（第2/3页）

“到了这一步，好好配合政府的话，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刘文正接着说道，“要是抵抗，这院子里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个了。”

刘文彩长叹了一声，执枪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

“不错，就是抵抗的话，也根本坚持不到老七和袍哥会的人来。”刘文彩的手一松，手枪便落到了刘文正的手里。

“七哥也许会来，但袍哥会的人，现在只怕早已经逃得不见影子了。”刘文正说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听你的话就好了，否则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刘文彩叹息着说道，“你传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听候政府的发落。”

此时，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

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说道。

“算他识相。”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

“是，好在这道坎儿，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中国的坎儿，实在是太多了。”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瀚之还能记得，上一道坎儿，是什么时候吗？”

“甲午故事，须臾不敢或望。”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低声说道。

“不错，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就是甲午年，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陈宦叹息着说道。

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从历史上看，是中国的一道坎儿。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而导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是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中体西用”之类“意识形态”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民主、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