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财政部长杨朔铭（第3/3页）

“我倒是知道瀚之的钱去了哪里。”杨增新想到了自己在迪化街头看到的那些坦克和刚才的巨型飞艇，他看着杨朔铭，笑道，“这飞艇、飞机、坦克、火炮、枪械，不都得钱么？”

“新疆为国家西北屏障，国之重地，以前建设投入资金不多，以至于发展滞后，这一次我当这个财政部总长，希望能对新疆的发展有所助益。”杨朔铭说道。

“噢？那敢问瀚之，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樊耀南听了杨朔铭的话，有些急切的说道，浑没注意到杨增新有些不满的目光。

“要致富，先修路。商路通畅，民生才能富裕。”杨朔铭说道，“我准备把新疆的铁路和公路都修起来，当然，还有这‘天路’。”

“‘天路’？”樊耀南听到杨朔铭的回答，不由得愣了一下，但他很快便明白了这“天路”指的是什么，不由得连连点头。

杨朔铭注意到了杨增新脸上表情的异样，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叹息了一声。

在酒宴结束后，杨朔铭主动要求和杨增新单独谈谈，杨增新欣然答应，二人于是在一间密品茗长谈。而谈话的内容，外界则无从知晓。大家只知道这次长谈的结果，是杨增新放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无为而治”，让新疆开始了新的历史。

这次历史性的会谈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测，据樊耀南事后回忆，二人的谈话，一开始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友好，在谈话中一度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心平气和的达成了某种约定，而从那一天开始，新疆便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一个月后，杨朔铭乘飞艇回到了北京。

而在他宣誓就任中华民国财政部总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财政部下设“经济调查局”。

而正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机构，却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华夏联邦调查局”的前身。

而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出现，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不开的。

历史上，中国的“红色恐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便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1922年，俄国革命家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人士进入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发生了各种激烈的革命行动，从罢工到爆炸暗杀。在1919年便有一张典型的中国政府制作的宣传海报，留着大胡子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炸毁中国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以此来警告民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性。

在一些中国官员的印象中，杨朔铭就是一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端仇视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刚刚离开军界，因为他卓有成效的打击敌对势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使他在不到30岁就成为了财政部总长，并掌握其下属的“经济调查局”长达四十年之久。

因为这种敌视，当后来中国出现第二波“红色恐慌”的时候，杨朔铭又采取了和二十年代类似的秘密措施，窃听，列黑名单，渗透以及散布谣言等。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再也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最高法院限制司法部门起诉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有主义者，他的强硬非单没有象前一次那样为他带来声誉和前途，反而引发了诸多的争议，虽然他主导的这些秘密措施直到1968年才被公开，当时外界，从媒体到政界，已经开始有声音质疑他的行动是否涉及违法。

不过在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杨朔铭的形象一直不错。如果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去新闻博物馆参观，在里面有一个房间，专门展览了不少当年的经济调查局办过的大案，而所有这些案件，都和杨朔铭有关。在杨朔铭时代，负责刑事案件报道的记者们日子非常好过，他们只要待在北京，等着公关部发布消息给他们，安排采访行动的场面，就可以写出一篇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当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记者在职业操守上应该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有意无意的充当了杨朔铭的传声筒。

杨朔铭的口碑好，是因为他让民众觉得，因为他的强势，让中国的治安变得更好了。在这一点上，杨朔铭确实专业水准很高。他建立了全国性的指纹档案，设立了罪案证据鉴定部门，对于调查局探员的选择，要求相当严格。而最重要的，是他扩充了调查局的执法权力。他之所以在1935年将其升级并更名为华夏联邦调查局，就是因为在追捕和枪杀那些著名的跨省抢劫犯行动的成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加上他在那个时候对于公关宣传的敏锐，很快中国民众把调查局探员视为英雄，而在这之前，诸如抢劫银行的罪犯和江洋大盗们，被不少中国民众当成劫富济贫的英雄，就连上海滩都把这些大盗们拍摄成反对封建统治的正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