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街头喋血（第3/3页）

清末革命家所进行的暗杀，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象参与策划刺杀铁良的俞大纯之父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

清季的革命暗杀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意义好象比目的更为重要。除了恩铭被杀之外，其余因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全都未遂。事实上，当时的暗杀者并不在乎刺杀的对象是死是活，也不在乎自己能否脱身，他们比较看重的是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每次暗杀事件之后，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精神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暗杀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杀式的壮举，远比死一两个清廷官吏更有价值。如汪兆铭行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人，好象也无人在乎摄政王的生死和这样的行为能否取得成功，大家更钟情于“年少有为”的汪兆铭如何慷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在狱中与陈氏的那段情缘故事才是历史的兴奋点。

那时的暗杀，只有徐锡麟杀恩铭案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恩铭死了，徐锡麟被捕后处以极刑，而其他的暗杀，其对象活着不说，行刺者也没有受到本应受到的严重惩处，株连瓜蔓就更少。象吴樾是自毁，事件过后，仅有介绍他住进桐城试馆的户部主事金寿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无牵涉。汪兆铭尽管入狱，但发落不算很重。依照当时人的说法，“大抵清廷末造，诓怯成风，不敢滥兴大狱，以耸中外视听”。

清末暗杀之所以蔚然成风，既是受欧洲革命、俄罗斯党人的影响，也是那时革命党对时代的认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杀一儆百”之效。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辛亥革命后及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

但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暗杀出现了重大转变。

民国肇建之时，总统、内阁、议会、政党、宪法这些近代政治制度的诸多要素均呈现出来。政党团体有大小六百多家，而且是自由组合，各具主张，基本没什么限制。内阁是联合组阁，而且还是经国会正式通过。如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施肇基等内阁成员，除个别人外，多是应一时之选，不论放在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其学养、背景、历练、素质都算优秀。议会分参、众两院，尽管不出自选民，但依据的是1912年8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也是自由选举，各党各派各省均有代表。

由于民国完全不同于清廷专制，公开肆意捕杀异己为社会所不容。因此一些人只能靠暗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无论是革命党内部，还是执政者，均热衷于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因为革命者和执政者一样，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即便是同道，照样不能容忍。而行刺的方式和目的，也转变为单纯杀人，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是否英雄壮举。他们不再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们的刺杀任务常常被一层层布置下来，其间环节之繁复为的是避免幕后主谋暴露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