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用兵之道（第2/3页）

“这一招倒着实是厉害。”吴佩孚冷笑着说道，“那个‘天皇统帅权’又是怎么回事？”

“日本军队的统帅权，名义上是属于日本天皇的，不属于政府。”杨朔铭说道，“根据日本‘统帅纲领’里的解释，所谓‘天皇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也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

“‘统帅纲领’？我怎么没听说过？”张孝准有些吃惊地和蔡锷对望了一眼，说道。

“这个‘统帅纲领’在日本国内属于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将领才知道。”杨朔铭说道。

“那就是说，在日本，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蔡锷皱了皱眉头，沉声说道。

“不仅如此，这些由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很邪门。因为指挥他们的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却是由下级的参谋们来指挥的。”杨朔铭说道，“众所周知，参谋应该是为上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相应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里，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二元系统，管参谋长的是上一级参谋长，而不是长官。”

“日本同我国一样，陆军效法德国，海军效法英国，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冯国璋问道。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日本西南战争，当时西乡隆盛举兵反叛，日本举全国之军力平叛，耗资极巨，因而战后无力发饷，遂又有竹桥兵变炮兵之以重炮轰击藏相官邸及天皇皇宫。而自西乡隆盛死后，其支持者多进入议会，鼓吹自由民权，是为日本自由派之始。日本军政高层担心议会为自由派所把持，因而当时的日本大臣山县有朋在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名义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及政府那里独立了出来，直接交给了日本天皇。”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天皇统帅权’其实是扯淡，应该是山县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提出来的。”一力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蔡锷想到至今仍然健在的山县有朋，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

山县有朋是日本明治时代留下来的元老重臣之一，曾历任陆军卿（后来的陆军大臣）、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山县有朋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日本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被人称为“首相制造者”，可以说声名显赫，但他也因制定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禁止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剥夺民权的行为而声名狼藉。

“日本当时不乏能人，山县有朋的主张难道没有人看得破和出来阻挡吗？”徐世昌问道。

“因为当时的日本各地叛乱的消息不断，日本政府焦头烂额，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军队勾结起来。军队不参与政治是求之不得之事。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所谓‘饮鸩止渴’，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但没有表示反对，也大力支持山县的提议。”杨朔铭说道，“为了做到统帅权‘独立’，方便天皇掌军，因此才有了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先是将陆军省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接掌握军队了。而首任参谋总长，就是山县有朋。”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得严重一点，也就是政治和军事的分离。可对一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日本陆军的这种倒行逆施反而引起了日本海军的羡慕，日本海军不愿受制于人，后来也效法陆军，成立了差不多的机构，但名称为‘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区分。而当时日本国内也有人看出了军政军令如此分离会导致海陆军各行其是，因而至甲午之役前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又发明了所谓的‘战时大本营’，以求能够在战时把海陆军统一起来指挥。”

“伊藤博文用‘战时大本营’制度暂时解决了海陆军二元化的问题，然后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也塞到了大本营里面去，解决了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点：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甲辰两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臣们逐渐退出，其制度上的缺陷就不可避免的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