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火烧赵家楼(第3/3页)

“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这是从何说起?),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

“某人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某人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而高师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一位高师学生说:“我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高师同学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北大学生会某队长所发现,阻止说:‘这样绝不可以!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该学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对于火烧赵家楼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北大的学运领袖也罢,高师的学运领袖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这场运动其实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纵火焚烧曹宅持有异议的,当时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放火)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

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国各地。

“这件事可怪之处颇多。”在南宁的杨朔铭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后,立刻便觉察出了其中的诡异之处。

听到杨朔铭这样说,坐在他对面的陈乾声也是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

“伤亡情况怎么样?”杨朔铭皱了皱眉头,向前来报告的龙永华问道。

“尚未有死亡报导。在曹府内被打者为驻日公使章宗祥,因其当时身着外交官礼服,因此被误认为是曹汝霖,因而被打,受伤甚重,幸当时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场,奋力救护,才没有弄出人命。”龙永华答道,“等到军警正式捕人时,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已经筋疲力尽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剩下少数维持秩序、零星掉队或围观的,在警察包围下就擒。被捕学生共计32名,其中北大20名、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抓他们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又不是纵火打人者。”陈乾声摇了摇头,恨声道,“真是混蛋啊!”

“外界喧传学生被执者有数百人之多。当晚7时,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九城内外,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紧急商议营救策略,因有传说被捕学生将被‘军法从事’。其中北大三院的集会气氛最为紧张,所幸蔡元培校长出席讲话,对学生的爱国动机表示同情,又向当局指明,为军警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群情……”

听了龙永华的回答,杨朔铭默默地点了点头,而此时他的心里,却远非表面上那样平静。

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的那场本该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中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另外一种差不多的形式,发生在了1920年的6月4日!

“曹总长怎么样了?”傅孝信问道。

“曹总长在学生破门而入前,便从后门离开,未同学生照面。听闻曹总长的父亲和夫人有些受了惊吓。曹府被烧毁了一大半,现已不能居住,黎大总统正安排曹家全家转到团城居住压惊。”龙永华答道。

“他这一次的亏吃得可是够大的。”坐在一旁的闽南镇守使傅鸿儒冷笑了一声,说道。

“据说曹总长当时听到学生在院外喊叫时,并不在意,时警察署吴炳湘总监在座,令署多派警员前来卫护,曹总长还说‘几个小孩子,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谁也没想到学生会纵火焚烧曹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