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风雨前夜（第2/3页）

中国青年党于1918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之国家。”从那时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有跟刚刚传入中国的共有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在青年党成立时便郑重指出：“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俄国十月暴动之发，国内思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人甚嚣尘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此辈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革命党，挂羊头卖狗肉。革命党也开始联俄容布，使其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说：“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芜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黎寿昌与曾琦的通信讨论，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有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黎寿昌、邓仲康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黎寿昌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是希望中国走“国家主义”的道路。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为党员所坚持。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曾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含义：

“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