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隐忧

“正是，以往的旧教育只是一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术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以儿童教育为例，这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的。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的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诚如仲华所言。”杨朔铭回想着自己幼时的经历，心底再次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也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答案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其实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国家或时代的不同。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日本的教育制度已经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

“仲华这是在说我了。”杨朔铭明白对方说的“中国主持教育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湖南战事还在进行之际，杨朔铭就已经准备开始在两广及云贵地区实施普及教育，而眼前侃侃而谈的中年人，就是陈炯明给他请来的帮手。

此时，受了杨朔铭赞许的激励，这位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地位相当于副校长）显得有些兴奋，更是不住的侃侃而谈起来。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第一便是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的教育的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人冷了才知道穿衣的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的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是真实的伦理教育。”

“第二个要改革的是历史教育，以往的小学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第三个要改革的，是地理。在课堂上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的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的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的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要好得多，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也要有用得多。”

“第四个要改革的，是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使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是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两广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象广西足足有二十多年没下雪，乡间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象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学生？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