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司马迁的异域知音华兹生与《史记》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曾将孔、墨、老、庄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影响极为广泛。《史记》是他翻译的起点，两卷本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五十多年一直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华兹生与《史记》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一

华兹生第一次接触《史记》是在1950年的秋天，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的硕士学位，为了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他选修了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开设的中国文献学课程，在课上他读到了《史记·游侠列传》，立刻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华兹生一边逐字逐句地研读《游侠列传》，一边将其翻译成英文。当时在哥大教授汉语的是华裔学者、翻译家王际真（Chi-Chen Wang），每当遇到难解的字句和不熟悉的术语，华兹生就会向王老师请教。王际真学问很大，脾气同样很大，经常不留情面地教训学生：“你竟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此时华兹生学习汉语已有五个年头，阅读一般文献毫无障碍，但对付太史公还是非常吃力。

碰巧的是，此时华兹生的室友韦伯（Herschel Webb，后来成为哥大的日本史教授）也在为太史公伤脑筋。韦伯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大日本史》（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这部近四百卷的史书正是以《史记》为楷模，1715年德川纲条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其中引用了《史记·伯夷列传》。韦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是将德川的序言翻译成英文，为此他和华兹生反复研读伯夷叔齐的故事，并就如何翻译成英文仔细推敲。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华兹生认为自己最早接触的两卷——《游侠列传》和《伯夷列传》并不是进入《史记》最适合的门径，因为其中有不少晦涩和棘手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同时也是好事，从一开始就提醒自己：《史记》是不好对付的，翻译《史记》更是难啃的硬骨头。

1951年6月华兹生完成硕士论文后，为期三年的奖学金也结束了，这个奖学金是对他二战期间服兵役的酬劳。继续读博士没有资金支持，找工作也很困难，只好寻找美国之外的出路。当时中国大陆和美国隔绝，香港和台湾也处于动荡中。于是华兹生决定去日本，他通过在哥大访学的一位日本教授在京都找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在同志社大学教英文，一是在京都大学做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教授的研究助理。1951年8月他用最后的一点奖学金买了张去日本的船票。

当时吉川幸次郎得到美方的资助，正在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对仗问题。华兹生的工作是将他的一些初步成果，特别是有关杜甫诗歌的研究翻译成英文。虽然在中文系注册为研究生，但由于日语水平太低（在去日本之前只学过一年），华兹生一开始根本没法听课。后来日语能力提高了，才上了吉川教授的几门课，但都是关于中国诗歌的，和《史记》基本无关。

大约一年后，华兹生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教授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为其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年出版）撰写关于汉代的部分，华兹生经过考虑后答应了。汉代文献当时已经翻译成英文的有《论衡》、《盐铁论》以及部分的《淮南子》，但是大多数著作，包括《史记》，都得读原文，工作量不小，有吸引力的是工作费用优厚。华兹生辞去了在同志社大学的英语教课任务，全力投入文献的阅读和写作。《史记》再次进入他的视野。

完成《中国传统资料集》汉代部分（出版时作为该书的7—10章）后，华兹生决心修改自己的硕士论文（关于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他接触到不少《史记》研究的日文资料。他将修改后的稿子投给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结果被拒，但这不仅没有打击他，反而点燃了他继续认真研究《史记》的热情。他开始通读《史记》并做大量的笔记，使用的版本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该书广泛采纳了中、日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历来为学界所推重。华兹生随后将笔记进行了分类，以类相从，并据此写成小型论文，这一工作集中在1954年冬和1955年春。1955年夏返回纽约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初步形成了。

此后的一年他一边帮忙编辑修订《中国传统资料集》，一边完成哥大对博士学位的各项要求。读博士正常的顺序是先修学分，后参加口试，再写论文。华兹生则是反其道而行，他修完学分参加口试时，博士论文的初稿早已在导师的手中了。1956年6月他带上了方帽子，此后根据王际真、富路特、狄百瑞的意见，他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并于两年后由哥大出版，题为《太史公司马迁》（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全面论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杰出的史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