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

1922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门同仁的心声,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1920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寅恪则用诗句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焦虑和期盼,1929年5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种认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民国时期来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使我们感觉这种忧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从1920年代末开始,第一批美国汉学专业研究生陆续来到北京进修,主要有孙念礼(Nancy L.Swann)、富路特(L.C.Goodrich)、魏鲁男(James R.War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Creel)、毕格(Cyrus H.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Taylor)、韦慕庭(C.M.Wilbur)、费正清(John K.Fairbank)、芮沃寿(Arthur F.Wright)、饶大卫(David N.Rowe)等人。他们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1920年代末,当这批年轻的美国学人来到北京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师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北京也要土气得多。1931年结束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道:“留学结束前去南方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到处有高大的建筑刚刚建成,让人感到是刚刚得到安定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与此相比,北京是非常寂寥,长时间作为国都,而今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当时报纸上有议论,要把北京作为‘文化城’而发展。北京急剧不景气的结果之一,就是1929年秋人力车夫闹事,在长安街上阻截汽车。”(《我的留学记》)尽管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不景气,但对于想要研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留学生们来说,北京却是首选。这里不仅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和学术中心。这里集中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多所高等学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一度在北海静心斋办公,更有一大批一流学者在这里工作,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汤用彤、杨树达、钱穆、梁思成等。北京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以及琉璃厂、隆福寺等处的各类旧书肆也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学术资源。1930年代在燕大、北大等校教书的钱穆回忆说:“北京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钱穆同为江苏人的顾颉刚在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时说:“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惟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学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国年轻汉学家有艾锷风(Gustav Ecke)、福华德(Walter Fuchs)、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著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1935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