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6/23页）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182]。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183]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18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186]，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187]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188]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189]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190]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