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3/23页）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144]。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145]官员们和“正直”的绅士对中英亲善表示厌恶、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146]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绅士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用得很紊乱。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147]。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148]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给蛮夷教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49]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150]，英国人不顾所有的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有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151]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以后逃往新加坡。[152]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在路上不要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