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第3/4页）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的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做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得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

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磁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