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6/9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考古》杂志上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26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李济拒绝了，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几乎与此同时，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让他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据李光谟回忆：

李济主编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27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中共老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尹达（原名刘燿，字照林）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的身份，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28尹达显然比夏鼐更清楚老师李济的政治态度。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