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第2/5页）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