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滇缅反攻（1943年10月～1945年1月）

边境风云

进入1944年春，二战大势已完全明朗，德日轴心之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中国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率先开始局部反攻，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在正面战场，豫湘桂会战失败的背景下，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参军尤其是参加远征军。在这个号召下，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纷纷入伍，以西南联大为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和青年助教进入远征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不少学生兵进入胡素（黄埔军校1期，江西樟树人）新30师，随这个师被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

这就需要回到1942年。

那年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失败，一部付出巨大代价后辗转回国；另一部退入印度，编为中国驻印军。

驻印军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德诺为参谋长，辖孙立人新编第38师和廖耀湘新编第22师，合为新1军，蒋介石派郑洞国出任军长（开始计划以邱清泉为军长，但因其性格暴躁怕难以与美国人相处而更换了温和的郑），随后罗卓英被调回国，郑洞国又以副总指挥之职兼新1军军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更换美械的新1军，集中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偏僻小镇兰姆伽，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全美式训练。

另一部远征军退回中国云南。

此时的云南，除龙云的本部滇军外，还驻扎着关麟征的中央军。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关麟征就带着以第52军为核心的部队入桂休整。在转年，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关部奉命赴云南边境进行警备。作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这几年一直在云南边陲窝着。至于固执回国的杜聿明，在野人山损兵折将后，还是被迫转赴印度，从那里回国后不久，即接替宋希濂出任昆明城防总司令，又以第5军为核心，组建第5集团军并出任总司令。宋希濂作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则是1941年秋率部进入云南。1942年春，日军由缅甸追击到云南怒江一线时，宋希濂率部阻敌于怒江惠通桥西岸，立了大功。除了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三部外，另一支中央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则是在1943年秋常德会战前陈诚在楚雄组建、训练第二期远征军时由湖南移驻云南的。重庆军委会下辖40个集团军，其中属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系统的有17个，而云南就集中了四支。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盟国的美国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是训练中国驻印军，以反攻缅北。第二是修建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它起于印度雷多，经缅北重镇密支那后分叉，北线经腾冲、龙陵，直接与滇西境内的滇缅公路相接。南线经八莫、南坎，直达中缅边境的畹町，亦与滇缅公路相连，全长达1800多公里。与此同时，准备设立一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军用输油管道。第三是以云南为基地，计划分两批训练和装备60个左右的中国师。

在以上背景下，1943年初，蒋介石下令在云南楚雄组建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司令长官，为将来反攻滇西做准备。陈诚由此往返于恩施、楚雄间，尽管困难重重且有不堪编训的抱怨，但在当年冬天因病辞职前，基本上把第二期中国远征军的架子搭了起来，并在美军教官的协助下完成了初步编训。

到1943年天，罗斯福、丘吉尔和中国外长宋子文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意大利即将投降后的世界战场。关于亚太地区，罗斯福认为，应该在1943年秋在缅甸发动反攻，突破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攻占缅北最重要的城市密支那，进而使修建中的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相连接，打通中国和外界的运输补给线。英国人并不那么积极。作为政治家，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但在二战中，丘吉尔多次表现出来的极端自私，让人对这个国家的整体风格感到失望。丘吉尔不倾向于尽早发动缅甸攻势，担心由此扩大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

由于丘吉尔的冷淡，虽然魁北克会议最终决定反攻缅甸，但形成的定案只是在缅北发起进攻战。为缅北反攻，美国向印缅派出3000名突击队员，组成5307特种部队。魁北克会议上，还决定新建立东南亚战区，由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出任总司令，史迪威副之，协调缅甸战场上的各路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