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北京法源寺》（第2/2页）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钊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18世纪，红于19世纪，对20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 S. 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太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199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