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朝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地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回到中国,加入清朝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七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沅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喜马拉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作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隘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朝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露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