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康进士（第2/4页）

1894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人，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天皇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19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地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1842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1858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1894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的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奸；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的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争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一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皇帝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