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4/11页)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普艾伦总是例行公事,请比斯特菲尔德审核自己的文章和图解,看其准确与否。上述一切,解释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学院档案馆,可以查阅到比斯特菲尔德亲王对普艾伦请求的应答:他依据事实进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页接着一页。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中,比斯特菲尔德对顶头上司的漫不经心发起了挑战,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实际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尽管如此,普艾伦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长以戏剧效果布置展览。比如,1945年,他组织举办了明星展览《紫禁城服饰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国宫廷服饰。该展展品丰富,占据了12个展厅。展览的高潮部分,是复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尔文·汤姆金斯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那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着200年间留下的污渍变得暗淡。普艾伦还把展厅涂成了金铜之间的渐变色,其中随处夹杂一些浓重的绿色条纹,皇子的妻妾,则以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假扮。普艾伦从一家医疗设备机构租用了一具人体骨架,将其涂成金色,让它身着皇子服饰斜靠在沙发上。那具人体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展览开幕前几天,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路过展厅,被那具骨架吓了一跳。他下令把它撤出展览。普艾伦把它放入库房。但是,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晚,他又把它重新放回展厅。事实证明,它成了特别受观众欢迎的一件展品。泰勒馆长接到报告说,观众对人体骨架有批评,也给予了广泛称赞。泰勒馆长不情愿地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但是,不能因此说博物馆从其研究员的自我放纵中真正受益。20世纪30年代,普艾伦开始协商征集巴尔收藏的绘画。1946年,他赢得了博物馆的批准,终于以30万美元天价拿下了一批绘画。他吹捧说,它们属于美国所收藏的顶级中国绘画。巴尔出生于上海,属于早期涉足中国绘画的收藏家。普艾伦兴致勃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年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巴尔收藏的19幅卷轴绘画,每幅都是杰作,其中有8幅无与伦比。”最终征集巴尔那些绘画时,普艾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展厅,称那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空间”。王己千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曾精明地对美国所收藏的每幅重要的中国绘画进行过研究。后来,王己千声称:巴尔总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质量”。霍文馆长在日记中,对巴尔藏品大加贬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巴尔藏品属于一个污点。”总之,有关当时对普艾伦传奇收藏的评价,克利夫兰的李雪曼有过干净利落的概括。他曾给洛克菲勒三世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对他如何处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提出建议,提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他称其是“有些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