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2/6页）

187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在柏林大学读完了本科，在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劳费尔参加了“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展现出超强的语言能力。劳费尔自称能够运用十几种亚洲语言，包括闪米特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藏语，以及欧洲的主要语言（包括俄语）。弗朗茨·博厄斯属于人类学的造物主之一，他为刚刚博士毕业的劳费尔找了个差事，让他参加美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1898—1900），任务是考察亚洲与北美之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劳费尔要对当时属于新鲜、充满争议的学说进行评估。那个学说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起源于亚洲，他们穿越白令海峡抵达北美。劳费尔通过那次考察，到达了日本本土和萨哈林岛。虽然劳费尔对白令海峡争论没有多少贡献，他还是带回家一大批文物和必要资料。

当时，纽约的银行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关注是否有可能投资铁路，以及有利可图的进出口生意。因此，劳费尔再次参加考察队时，已被提升为博物馆管理人员，任务是收集“表现中国风俗习惯、信仰、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藏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弥漫中国人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我们也希望，借此激发公众更加尊重中国文明取得的成就”。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唯一参与者，劳费尔参加了1901年至1904年前往中国的考察队。考察队的赞助人，是雅各布·席夫。他也是德国犹太移民，担任库恩银行和罗博公司的主管。为获得在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开矿和其他工业生产的特许权，席夫与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卡尔文·布赖斯、铁路大王哈里曼、摩根和其他人合作，成立了美中发展公司。

劳费尔的考察行程主要集中在蛮荒自然界。因此，使用“考察”一词或许不太恰当。劳费尔更喜欢在大城市的胡同里征购藏品。征集同时代物品时，博厄斯要求亲眼面试。劳费尔则不然，更愿意从中国古代文献，而不是从与工匠交谈中收集信息。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劳费尔随身携带了两小箱子参考书。据简·方婷和吴同合著的《发掘中国历史》（1973年出版）一书记述：劳费尔在中国大范围旅行时，正值兵荒马乱，因此只能推测他如何、在哪里得到了自己的藏品。或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光明正大。简·方婷和吴同写道：劳费尔的考察硕果累累，因为“他并没有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安和北京，从中国古董商手里征集考古文物”。在那方面，劳费尔比中国学者更有优势。因为对于购买明器或墓葬文物，劳费尔没有什么忌讳和禁忌。

义和团运动之后，劳费尔期盼中国会走向现代化。作为民族志学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文化，拯救人民使其避免灭亡”。劳费尔认为：展现中国人精神的，是那些简陋平凡的小玩意儿，从中医中药用具，到鸽子哨、蛐蛐罐、消遣品、木偶和谜语；而不是“皇宫里那些昂贵的瓷器和一流的珍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现任研究员罗若尔·肯德尔总结道：劳费尔去中国考察的结果，使该馆拥有了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民族志藏品，其内容之丰富属于北美之最。劳费尔兴高采烈地给博厄斯写道：“在中国，没有我未踩过的道儿，没有我未钻过的洞窟……没有未被我的求知欲考察过的地方。”

1901年8月初，劳费尔抵达上海，在那里停留了六周。之后，他跑遍了江苏和浙江，参观苏州、杭州后，于12月抵达北京。劳费尔在北京逗留了一年，顺便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御窑，还去河北省北部游览了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劳费尔返回上海，以便将收集的文物和书籍运走。随后，他乘船前往南京和武汉，乘坐驴车前往西安。1903年10月，劳费尔来到了天津港，随行的7辆马车满载着古代陶瓷和青铜器。在山东工作3个月后，劳费尔最后一次去上海，又从那里运走了50箱东西。1904年4月，劳费尔起航离开中国。他先后分9批运送了总计305大箱物品，总数惊人，包括了7500件文物、500册古籍善本以及500个蜡筒唱片。

如劳费尔给博厄斯信中所写：到了那时，他似乎已完全入乡随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觉得“与做欧洲人相比，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在另外一封给博厄斯的信中，他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遗憾，那便是我生来不是中国人。”但是，1910年后，劳费尔只去中国访问了一次。如菲尔德博物馆亚洲考古研究员班尼特·布朗森所描述：劳费尔的一生自相矛盾，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喜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