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第2/8页）

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

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在美国，至少在可见之处，尚未发现任何地方收藏有（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更好的马、骆驼，或更令人恐怖的镇墓兽。那里收藏的一件釉陶骆驼极好，高度至少达到70厘米。在它的驼鞍上，一边挂着水囊……另一边挂着干肉、排骨和所有其他物品，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即便是写实的希腊艺术，也绝不会比那些杰出中国釉陶动物更加栩栩如生，不会比那些弯颈、立耳陶马的姿态更加雄伟。与我们西方古代世界的任何文物一样，可能属于陪葬品的成排人物塑像，充满活力，虽然它们体量不大，从未在想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但仍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而我们美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仅此一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把美国的博物馆甩到了后面。

华尔纳所言显得相当谦虚。同时也表明：在已成形的西方艺术体系中，为中国艺术定位，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通常的艺术等级体系中，博物馆质量的艺术品起源于近东，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成熟，进而传承至各自定位明确的不同阶段，一直延续到属于叛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但是，在那种艺术格局中，“中国艺术”的定位在哪里？拥有丰富复杂传统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何自成体系独立演变？确实如此，牛津大学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艺术》的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也属于“相当近期的发明，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学者和理论家做出了不懈努力，以破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寻找其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