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第3/5页）

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对凯茨不屑一顾。老资格外国汉学家福开森，曾对兰登·华尔纳评论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同事，包括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德克·博德和劳伦斯·史克曼。华尔纳称凯茨是一件最佳拍卖标的，是“一位拥有非凡天赋的人”，并且“阅历广泛”。他补充说：“我想，他进入中国艺术领域的情况与我一样。当时我刚刚知道，一个世纪前，伯纳德·贝伦森对中国艺术产生兴趣时，选择的也是同一主题。那时我希望，一位有贝伦森背景的人能够来到中国，学习中文，拥有了解中国艺术知识的能力。凯茨博士则很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在凯茨的大量通信中，总少不了与哈佛名人正式访问中国有关的趣闻逸事。其中一个故事与约翰·马昆德（哈佛大学1915级）有关。他是作家、评论家和波士顿婆罗门编年史作者。马昆德把那次访问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明黄》。1934年，他参加了前往山西省五台山的探险队。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山之一，其5座高台峰顶上各有一座佛寺。华尔纳曾警告史克曼，说普艾伦“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身边带着一大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景观建筑师弗莱彻·斯蒂尔，“一位极其聪明、有鉴赏力的人”。还有3位女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的遗孀爱德华·罗宾逊夫人；来自缅因州巴港镇富婆，“一位聪慧、因其对艺术、音乐等狂热而闻名遐迩”的墨菲夫人；以及波士顿老姑娘玛丽·维尔莱特，“她是所有美国印第安艺术的赞助人，也推动了美国西南部陶器、染色和编织业的发展”。普艾伦将此次探险视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征集之旅——寻找波什·雷茨所购那尊伟大北魏鎏金铜佛丢失的“背光”，那会轻而易举地让他的富裕金主再次奉献出真金白银。普艾伦也借此机会，轮流劝说那些上了年纪的遗孀，恳请她们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邀请凯茨担任随队翻译，他的中文已是炉火纯青。探险队有一队随从和扛行李的脚夫，如同“路上一列长达800米的火车”。普艾伦则像一位“马戏导演”，也把那支队伍变成了“马戏团”。据凯茨记载，马戏团在“旅行后期变得极度喜怒无常”。虽然他们的旅行“极其奢华”，“早上有大杯橙汁”，以及有玛丽·维尔莱特用“绿色哈佛大学书包”带来的葡萄干。离开铁路终端山西首府太原后，“马戏团”在贫瘠乡下行进了三周。普艾伦进行的藏品遗赠协商，也是“许多遗嘱、许多限制”，为其此行增添了压力。

事实证明，那次旅行探险变成了一次滑稽的荒唐事。36年后，凯茨接受了马昆德自传作者米利森特·贝尔的采访。凯茨回忆说，“马戏团”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放荡者和保守者，或者说鲁莽的思想者与畅饮者，和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反对者。所有的外国人“社会”凯茨都不喜欢。他厌恶他们之间的争吵，发现他们既愚昧无知，又自大傲慢。但是凯茨喜欢马昆德，他仍记得一些美好时刻，特别是某一天，两人脱离了队伍，独自爬上了一座山峰。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寺庙的僧人，摇摇晃晃端着沉重的银板，为他们送来了野餐。最后，两派内讧小集团返回了北京。他们租了一座王府，试图用一场盛宴握手言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凯茨告诉贝尔，宴会“以打碎玻璃杯和掀翻桌子落幕”。

后来，“马戏团”还去参观了北京附近的一座寺庙。领队仍然是普艾伦，凯茨担任助手。凯茨这样描写罗宾逊夫人：

那种帝王式气派你从未见过！爱德华·罗宾逊夫人外出如同上朝：椅子、脚夫、灯笼、跑腿人一应俱全，甚至还把一张弹簧床抬到山上，供其到达山顶后在上面打个盹儿。之后，人们又让“曼彻斯特女公爵”（在北京，人们如此称呼罗宾逊夫人）坐上恭王府的椅子（一把相当不稳固的古董椅子），再次把她抬下山。那炫富场面可真是壮观。

乔治·凯茨与溥儒在北京恭王府花园。

凯茨更喜欢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溥心畬（原名溥儒）一起去北京的花园、寺庙远足。溥儒是恭亲王的孙子、溥仪的堂兄。凯茨认为，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溥儒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溥儒擅长宋代山水画，与伟大画家、有时也是造假高手的张大千并驾齐驱。溥儒有许多外国朋友：侨居中国的美学家、有抱负的书法家哈罗德·阿克顿，史克曼，当然还包括凯茨。恭王府是一处日渐破落的王府，曾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住宅，后来被恭亲王占据，直到他1898年去世。恭亲王死后，恭王府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被描述为中国北方最伟大的城市园林。20世纪30年代，恭亲王的后裔溥儒返回恭王府居住，在那里研习文人绘画、书法（目前，恭王府及其花园已成为一座博物馆）。凯茨在自己所著书中，对溥儒的品位大加赞赏，称其是“高贵之人，生而非凡之人”的例证。阿克顿是溥儒的学生，他对溥儒挥毫泼墨，运笔自如的作画场景有如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