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平洋序曲（第2/4页）

1845年2月27日，在海上航行211天后，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澳门抛锚。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凯勒·顾盛，就在其中的“布兰迪维因”号三帆快速战舰上。他是一名律师和议员，此时已担任“美国赴中华帝国特命全权公使”。美国给顾盛“伯爵”（约翰·泰勒总统认为，这个称号有助于为此行增添影响力）的命令是：保证美国进入《南京条约》提到的5个港口，“并享有与英国商人同等的最惠国待遇”。

顾盛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他很早熟，17岁时便从哈佛大学毕业。1824年，他到纽伯里波特市定居，从事法律工作，是美国辉格党的铁杆分子。被派往中国前，他曾入选州立法机关，之后又进入美国国会。启程前，顾盛期盼能与中国“天子”会面。他意气风发，一身着装令人难忘：“蓝色少将大衣，鎏金扣，附加少许刺绣；下身穿金条纹裤，带马刺皮靴，帽子上面还缀有一朵白色梅花。”然而，“伯爵”与“天子”的超级会面从未发生。顾盛前往北京的请求遭到拒绝。因此，他一直未能送交泰勒总统祝愿中国皇帝万寿无疆的“和平友谊”信函。中国的“天子”则派遣曾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耆英总督与顾盛周旋。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在澳门附近望厦镇的一座寺庙里缔结了一份条约，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帝国关于和平、友好和商务的条约》。条约允许美国人自由进出与英国达成协议的5个口岸，并为美国新增一条至关重要的特权：治外法权，意味着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只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顾盛对此条款的点评是：“允许基督教范围以外的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有任何控制，都属于不明智行为。”此时，虽然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但“一定数量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波士顿的商人们可自由从事茶叶、瓷器和棉织物的贸易。很快，在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马萨诸塞州工厂里，涌现出大量棉纺织品。快速三帆船在中国的商行、纽约和伦敦的码头之间定期往返。哈佛大学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是美国海事历史编年大家。1921年，他针对新英格兰地区与东亚整体下滑的商业联系，撰写了一篇令人伤感的墓志铭：“如今，除了对荔枝核、马六甲和烟熏小种茶的喜爱，波士顿与旧中国进行贸易的痕迹已荡然无存，那是她商业复兴的基础。”

随着与远东商业关系的减弱，波士顿出现了一种适当的纪念活动，活动的形式重要而新颖，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创了先河。为庆祝顾盛签署里程碑式的条约，波士顿市组建了“伟大中国博物馆”（1845—1847），在位于华盛顿大街的万宝路教堂精心筹备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费城也不甘落后，随后举办了类似的活动。该市在一家私人博物馆推出了“中国万物展”，其中包括文物、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绘画，以及一个复建的中国店铺。那些藏品来自内森·邓恩收藏。他是一名教友派信徒商人，曾到中国旅行，并在广州居住过8年。1838年，博物馆在费城开馆，声称该馆宗旨是向美国公众培育中国文化。邓恩未曾涉足鸦片贸易，因此受到中国人的友好接待。中国人协助他通过代理，收藏一些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的东西。因此，邓恩宣称自己接触艺术品的渠道无与伦比，其他西方人难以望其项背。1842年闭馆前，约有10万人参观了邓恩的“中国博物馆”，购买了5万册同类首创的展览图录。之后，博物馆迁至伦敦。据说，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该馆内容丰富的藏品给予赞扬。邓恩于1844年去世，该馆馆长带着那些藏品在英格兰四处巡展。后来，由于拍卖和私下出售，该馆藏品四分五裂。其中一位买家是巴纳姆。

相比之下，波士顿“伟大中国博物馆”的目的更为宽泛，旨在展示“世界最古老、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景象、农业、艺术、贸易、习俗和习惯”。对许多人而言，中国概念形成于中国的外销瓷餐具。有一位挑剔的观众给该馆起了个绰号“陶瓷国”，以此来吸引那类人群。

前往中国签约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是纽约工程师老约翰·彼得斯。他为上述展览提供了自己收藏的展品，似乎还编写了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对美中两国早期的交往历史，约翰·罗杰斯·哈达德有过记录。据他记载，实际上，彼得斯参加顾盛代表团的目的，是希望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向中国人展示并解释“美国艺术及其生产的模型、标本”，包括由美国发明家制造的省时、省力的机械设备。彼得斯希望“为了美国利益，与古老的国家中国”交流货物和知识。因此，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彼得斯先声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