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2/12页）

下面是采访记。采访分三段时间进行，共五小时，地点在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五小时里，我这个极度渴望抽烟的人只燃了一支烟，而且是在最后的时刻。开始我没有敢抽烟，因为他不能忍受烟味，什么烟味都不行，当然更不用说破旧立新的火星了。他点燃一支蜡烛，像驱赶魔鬼撒旦那样来抗烟，抗新生事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尊敬的议员先生，您是我面对的第一个天主教民主党人。我有点儿担心，因为……这样说吧，因为我从来就不理解你们天主教民主党人。对我来说，你们的世界是那样扑朔迷离，是一个我无法弄清的世界。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以下简称“安”）：您使我想起詹尼尼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他说：“我知道你们代表一种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我说我理解天主教民主党，那是在说谎。”接着，他讲了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故事。那位修道院院长有两只金翅雀，她希望把它们配成对，但这两只金翅雀从不曾交尾。可怜的修道院院长不明白它们不交尾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两只同性的金翅雀。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这两只同性的金翅雀究竟都是雌雀还是雄雀。一天，她愤愤地大叫道：“是驴就好了！马上可以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詹尼尼确确实实讲了这个故事，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您瞧，在开始阶段，天主教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基于无可置疑的民主政治纲领上的一条基督教社会学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唐斯图尔佐的路线。但是，今天，不能说天主教民主党的立场仍然是清楚的，也许是因为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一个政党不能靠吃老本……什么事？您想要什么吗？

法：不，不，我有吸烟的习惯，但是，我知道，对于有这种恶习的人您不能忍受……

安：有一次，教皇利奥十三世[6]请一位红衣主教嗅一嗅烟草的气味。红衣主教说道：“谢谢，我没有这个恶习。”教皇答道：“要是这算做恶习的话，您应该有。”

法：那么，我和您，谁是主教呢？

安：我刚才说，我们应该重新制订天主教民主党的纲领。我们甚至可以从最初的政治纲领出发，也就是从1946年戈内拉[7]的报告——它对我们党是一部基本宪法——出发，回顾一下这个报告中的哪些方面我们已做到，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检查刚刚发生的问题，然后，重新制订纲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条具有明确方针的政治路线。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主动权，让对方得分。意大利社会党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是他们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应该少搞些宗派、派别、个人性质的集团……

法：安德烈奥蒂，请注意，在我们等待弄清楚天使的性别，确切地说是金翅雀，更确切地说是天民党人的性别时，我愿意随意描述您这个人物。譬如说，您是一个非常虚伪执拗的人。此外，我还想知道……

安：我是一个虚伪执拗的人？如果说我执拗地去做弥撒吗，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弥撒的，这是事实。只要可能，星期五我还吃素，这也是事实。可这与执拗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这样做，因为我出生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家庭。说我在这方面从不另作打算，从不希望改变这种习惯，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不喝酒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伊斯兰教徒，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却都说他是多么虚伪执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执拗的人。

法：好吧，就说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外，为什么还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人。

安：我可以说，这是由于德加斯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图书馆收集关于梵蒂冈海运事业的材料。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我在那里认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对我说：“难道您没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吗？”那时，我才19岁，是个无名小卒，我也从未向自己提出过政治选择问题。但是，德加斯贝利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说服力。结识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进了一点火星，刹那间，它引燃了那蕴藏在我内心而我却从未察觉的信仰之火。它几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种选择。我的意思是我始终未产生过其他选择，例如，加入社会党或自由党。谢天谢地，它们对我从来没有过诱惑力。至于共产党人吗，当时我早已确信共产主义和民主是无法调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给佛朗哥·罗达诺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罗达诺是属于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我是这些人的朋友，对他颇有好感，而教皇庇护十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