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10/12页）

法：那么，我向您提另一个问题，这往往是我向社会运动分子提的：您跟法西斯分子谈得来吗？

安：请注意，一个人在议会待了25年，而且总是同某一些人朝夕相处，当然不能不同他们谈话，甚至在一起喝咖啡。当他去议员席观看足球赛时，能不向他们道一声早安吗？显然，我跟阿尔米兰特谈过话，不过谈得不深入，但是……况且，跟自己的对手交谈难道不是每一个文明的议员的特征吗？我跟任何人交谈，既不感到反感，也不感到不自在。交换意见和情况绝不意味着设圈套或企图改变别人的信仰。对共产党人也如此。在讨论离婚法时，我跟共产党人曾经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暂不说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另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例如，马里奥·梅洛尼始终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过去他是《人民报》报社社长，天主教民主党人。在他身上发生的危机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与他无法交谈。我非常喜欢跟有些共产党人在一起，如巴叶塔[23]、布法利尼[24]。

法：贝林格[25]呢？

安：我对他不太了解。他属于比我年轻的一代。我更熟悉他的父亲，当时他参加行动党，后来又属于社会党。但是我知道贝林格是一个非常含蓄的年轻人，是家庭中的好父亲。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是一个平衡因素。您瞧，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事实上，我非常尊重他们以牺牲为代价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工作中表现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本身。他们确实是严肃认真的人。在议会中，他们从不处于无准备状态。他们表现得比我们勤奋，他们有很能发挥作用的研究问题的小组。他们有信念……作为反对派，他们是非凡的。一个坚定的、训练有素的反对派比一个只是来投你的票的支持者更使我满意。可是……可是，我深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专政。因此，要绝对阻止它取得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分红和治理工厂。就像教会认为存在上帝一样，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像教皇不能只在大月才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一个共产党人也不能只在大月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讲明白了吗？应该区分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我就是这样区分的。例如，我认为巴叶塔并不适合搞无产阶级专政。

法：我好像明白了，您不像某些人那样愿意支持历史性妥协[26]。

安：噢，不！我与共产党人交谈，但不是为了当克伦斯基。再说，我认为，历史性妥协是意识形态、文化、纲领、历史严重混乱的产物。从实际情况看来，它只能带来两方面的灾难：教权主义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许多人说，反正共产党人是存在的，他们人数多，起作用，他们能严明纪律，约束他们的选民，使其行为端正等等。我认为，是讲这种话的人稍为把眼睛睁开一下的时候了。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而在这些党派中，社会党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历史性妥协意味着不仅取消各党派，尤其是取消社会党。社会党往往认为自己能代表共产党的群众讲话，说它自己的实际力量超过选票所反映的力量。总之，它强称自己能起调解人的作用。但是，当共产党人为自己说话的那一天到来时，那就不需要调解人了。

法：然而不少天主教民主党人相信它。

安：也许就是那些人，他们说，既然教皇把明森蒂[27]送走了，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建立共产党一天民党联合政权了。不是共产党而是考虑这种可能性的人犯了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同样的错误。他们在1922年曾经幻想，要制约法西斯主义，可以通过同它搞联合来实现。那个历史性的错误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但足以证明与独裁者合作是一种可笑的幻想。独裁者先挤你，然后扔掉你。请注意，也许50年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也不必为这个如此危险的公式去当实验动物。这是我出于对天主教教徒的尊敬而得出的结论，如果允许我说的话，这个结论对共产党人同样适用。贝林格的意见是错误的。这个意见只能对那些轻率地说“至少我们会有秩序和平静”的人产生诱惑力，但却是错误的。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普通百姓不会上钩。

法：希望如此。但是普通百姓不起作用。

安：谁说的？

法：普通百姓。

安：在重要时刻，他们起作用。您认为我好挖苦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也不是挖苦人。我说：归根结底我们的最大保证正是普通百姓，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以理论说明自由是什么，但他们认真地维护自由。我深信在共产党的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正捍卫着一种在共产党的制度下不能得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