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第9/11页）

法：事实上，很多意大利人相信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包括您在内。但您第一次去俄国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

南：当然意识到了。事实上，我那时也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要认识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去俄国。我们社会党人一向不承认苏联的模式。当苏联在军事上还没有赶上美国时，我们捍卫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那是事实。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俄国社会落后造成的困难，看做是在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里进行工业化所造成的困难。另外还有我们当时正从事反对纳粹法西斯的斗争，我们不得不在国内寻求共产党的合作和在国际上寻求苏联的帮助。您会说：怎么会这样？没有看到莫斯科的审讯吗？没有看到审讯后大部分领导过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遭到屠杀吗？您知道，当时我在我们于巴黎出版的《新前进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在那四篇文章里，我谴责了莫斯科的审讯，否定了它的任何道德和法律的意义。但我没有下生硬的结论，也没有为此而宣布会轰动舆论的同苏联决裂。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在西班牙战斗。当然，我们共同冒着危险这一点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成败，从政治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胜利对纳粹法西斯将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而我们的失败将加速希特勒走向战争的进程。我们用的步枪是苏联的步枪，我们拥有的少量坦克是苏联制造的，只有苏联帮助我们。法国和英国只是在口头上同情我们。使我震惊的是后来的事，即匈牙利事件[32]。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始终不能相信的唯一的事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怎么可能用坦克镇压人民的运动，一场要求自由的人民运动？

法：就在那个时候，您退回了斯大林和平奖金。

南：我不喜欢“退回”这个词，因为它带有戏剧性的色彩，这与我的气质是不相符的。应该这样说：1952年，我接受了那项奖金。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同时，爆发了中东危机，我想这笔和平奖金应该用于和平。于是我把这笔钱捐赠给国际红十字会，用于匈牙利难民和英法与埃及间的战争的受害者。但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法：为了表明在意大利还有正直的人。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意大利。您怎么看意大利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南：谈论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意味着谈论欧洲。当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索普[33]说欧洲不存在，欧洲无足轻重时，他讲的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也认为世界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欧洲，也不仅仅取决于美国。还有一个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应该考虑的亚洲因素，我指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日本、印度。如果欧洲能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合，它将在世界上起巨大作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伟大思想。25年过去了，欧洲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在为联合作努力。各个国家的本位主义压倒了共同的利益。在意大利甚至连卡坦扎罗和雷焦卡拉布里亚，以及拉奎拉和佩斯卡拉各市之间的本位主义都没有克服，这就不难理解各国之间的本位主义了！在欧洲联合问题上表现出本位主义的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这成了戴高乐的历史性错误。从这方面来看，戴高乐对欧洲做了一件大坏事，对法国也是坏事。是的，法国避免了痛苦的考验，戴高乐大概是唯一能够取消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可怕冒险的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的行为起了拖延的作用，在自由、民主和外交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欧洲没有联合起来也是由于他的过错。

法：您也认识他，是吗？

南：是的，战争一结束我就认识他，与他一起讨论对意和约。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我并不以为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自己置于所有人之上，这不能不使人讨厌。但是在与我国的边界问题上他是开明的。例如在瓦莱达奥斯塔的问题上，他拒绝了军人和政治家们要求法国并吞瓦莱达奥斯塔的建议。但在布里克和坦达问题上，他却接受了同样的建议，他对我说这是要对意大利进行“道义上的制裁”，因为意大利毫无理由地参与了反对法国的战争。您看，对于戴高乐主义，我推崇它的地方是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反对法国无条件投降。但也有我所不能接受的戴高乐主义，就是直到1958年，他还存有君主政体观念的残余。[34]戴高乐反对欧洲联合就是从此产生的。您会对我说：但是他否定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有在接受欧洲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否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各国已经不能单独摆脱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影响。如果说今天世界现状是处在苏美两国平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欧洲联合。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