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第2/13页）

她也坐过监狱，在那里待了13个月，而根据特别法庭的判决，她本来应该服刑7年。她是跟她的丈夫一起进监狱的。她在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上学时，加入了工党，结识了一位孟买的年轻律师，名叫费罗兹·甘地。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1942年2月，他们在德里举行了婚礼。6个月后，英国当局以颠覆罪逮捕了他们。这是他们的婚姻产生麻烦的开始，当然也是不幸的开始。1947年尼赫鲁当上了总理，英迪拉实际上和她的失去配偶但身边又需要一个女人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费罗兹·甘地始终没有接受她的这种选择，直到1960年因心肌梗塞而死去。但是他没有能说服她，据说这也是因为费罗兹向别的女人过分献殷勤而使她感到不满。17年中，英迪拉更多地跟父亲在一起而不是跟丈夫在一起。人们称她为“印度第一夫人”、“民族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起外出旅行，接见国家元首，召集会议。1956年她进入了国大党的执委会，1958年成为该党的主席。这以后，她把那些她自幼年起就尊敬的人物从党内清洗出去。1964年当尼赫鲁去世时，出现了不可避免地由她接替总理职务的局面。1964年选举时，她以355票赞成169票反对获胜。1970年选举时，她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她的政治经历与果尔达·梅厄的政治经历有不少共同点，和梅厄一样也是通过参加政党活动而上台执政的。果尔达与英迪拉的共同点还不止这些。果尔达的婚姻也是不美满的，果尔达也是为了执政而牺牲了她所热爱的，并共同有过两个孩子的丈夫。她们的生活恰恰证实，一个有才能的女人既要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要保住家庭生活的幸福是多么的艰难，不仅是艰难，甚至达到不可能的可怜地步。荒唐的是，妇女的这种艰难和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恰好表现在其功名已达到金字塔塔顶的这两位女人身上。令人愤懑和痛苦的是，男人注定可以在不放弃家庭和爱情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女人却不能。对女人来说，二者不可兼得，或者只能在悲剧中共存。

我在政府大厦她的办公室里见到英迪拉·甘地。这也是当年她父亲的办公室：一间宽敞、阴森、朴素的屋子。她长得又矮又小，坐在一张陈设简单的写字台后面。我进去时她迎着我站了起来，跟我握手，然后又重新坐下，没有任何开场白，只是凝视着我，好像对我说：“快提第一个问题，别浪费时间，我可不能浪费时间。”开始时，她小心翼翼地回答问题，后来就像打开话匣子似的，谈话在互有好感的气氛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时，她和我一起走出办公室，一直把我送上了出租汽车。经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她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好像我是她的老相识似的。她一面跟我说这说那，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官员们对她的致意。那天她看来有点累，突然间我大声说：“归根结底我并不羡慕您，我不愿意处在您的位置上。”她说：“问题并不在于我有那些问题，而是在我的周围有那些白痴。”48小时以后，我发现采访中还有些遗漏，希望再见她。没有经过任何繁文缛节，我就到了她的家。这是一所简朴的小别墅，她与儿子拉吉夫和桑贾伊一起住在这里。英迪拉·甘地在家时比谁都平易近人。当她早晨接见那些找她请愿、抗议和向她献花的人时，你便能发现这一点。我按了门铃，她的秘书出来开门。我问她总理能否再赐予我半小时的时间，秘书回答说：“试试看。”于是她就进去了。当她出来时，英迪拉也一起走出来了。请，请坐。“咱们喝杯茶吧！”我们坐在面朝花园的起居室里又谈了一小时。除了回答我的问题外，她还告诉我，儿子拉吉夫已跟一个意大利女人结婚，在印度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二儿子桑贾伊是汽车设计师，还是个单身汉。最后她又叫来了正在草坪上玩耍的、皮肤黝黑的漂亮小男孩。她一边温柔地拥抱他，一边低声地说：“他是我的孙儿，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看着这样一位强有力的女人拥抱一个小男孩，会使你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也就是上面曾经讲过的那种不公平。这就是使一个致力于维护自己命运的女人产生烦恼的孤独感。

我对英迪拉的报道引起了反响。布托读了采访记后很生气，出于妒忌，他要求我也到他那里去听听。但这是我以后在布托一章里要讲的。这只是故事中的一个小故事，事实上，重要的故事是英迪拉倒台。正当这位不可思议的女人深信她在一个个人已起不了决定作用的时代仍能发号施令的时候，她突然垮台了。在香蕉皮上滑行，不可避免地会有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