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说到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场不义之战；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暴日残酷侵略的正义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战争最后的结果。但是，就眼下的形势来讲，又是敌强我弱，于是更印证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句话：这决然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只说1938年初冬，开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飞离衡山，前往桂林视察，直到12月8日，才从桂林转飞重庆，正式开始陪都生涯。

蒋介石当天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下榻。

行营位置在重庆城南储奇门附近（此后，蒋介石在重庆的活动地点，还有位于曾家岩德安里101号的“尧庐”以及西郊歌乐山的“林园”）。转天，在护卫下，蒋介石和宋美龄坐渡轮在长江南岸海棠溪码头登陆，乘车转轿上到黄山别墅。

黄山别墅位于与重庆隔江相望的苍山之上。

这座山属于真武山系，但由于顶上有黄姓富商的私人别墅，后来就俗称黄山了。山虽然不是太高，但谷幽峰秀，林木葱郁，雾气缭绕，地形复杂。别墅位置更是隐蔽，空袭日机不易发现。为保险起见，在蒋介石起居办公的云岫楼附近开凿了防空洞，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由云岫楼、草亭、松厅、莲青楼等寓所组成，蒋介石的起居办公地点是云岫楼。这是座临峰而建的三层木质小楼，四周花树蔽日。进入云岫楼，一层是客厅、会议室和耳房，二层是卧室（蒋睡左边第一间）和办公室，三层是个小小的阁楼——从这里，可以眺望重庆和长江的景色。

蒋介石登上阁楼，极目远望，巴蜀山川有寥廓之势。想到自己从南京辗转武汉，又从武汉移驻重庆，这个宁波人不禁想伤感一下，但随即便没有心情了，因为当年那个刺杀摄政王的少年出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给学生训话为名，带着追随者以及他那个神奇老婆悄悄离开重庆，赴昆明与龙云小晤后潜行至越南河内。龙云在汪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后者听完大惊（当时他正在西安给江北战区的将领开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

没几天，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谈判。一周前，东京的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出走后，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声明，这份诱降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允许日军保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地区如内蒙古一带驻屯。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提议。这份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上曾被汪精卫朗读。

现在，汪精卫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一条万劫不复的附逆之路。虽然他打的是拯救国家的旗号，但汉奸就是汉奸。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他纵然有千百理由，但唯独不曾想：横暴的入侵者还心安理得地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切的和谈都是瓦全。

对汪的出走和应和近卫声明，最初蒋介石想低调处理，因为这关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声誉。但在1939年元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居正、吴稚晖等都愤然主张严惩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即汪精卫）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最后，大会以高票通过决议，开除汪党籍，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

关于汪精卫出走的具体的前因后果与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里没太多必要提及，而只想说一句：汪出走除政治主张跟蒋介石不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离开蒋而后快。因为孙中山去世后，作为国民党元老，汪本人从没有实权在握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连续被蒋击败，这种挫折感叫他对蒋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正如前面说的，作为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一旦倒向日本人，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国民政府的声誉都是沉重打击。所以尽管汪应和了近卫声明，蒋介石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联络汪，又派跟汪关系密切的要员进行劝说，仍旧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带话给汪：如不想回重庆，去欧洲考察也行。

只是天要下雨这件事，是没人挡得住的。汪精卫拒绝了重庆方向伸过来的手。

汪精卫出走一事为国人所知后，延安中共方面对汪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些貌似与蒋同床异梦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通电拥护重庆而斥责汪。此外，从国内大众到海外华侨，也无不抨击汪的所做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