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第12/13页）

绕过宿县，又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涡河北岸遇见前来接应的廖磊的部队，随后直抵阜阳。

在阜阳，刘斐、林蔚告别大家，经河南周家口转赴武汉向蒋介石交差。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当地设立指挥所，收容退下来的部队。

而徐州，终于在5月19日陷落。

由城中居民大多已疏散，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第一个冲进徐州的，不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而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3师团。

打到5月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现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第2军动作缓慢，几乎每支部队都被中国军队拖得像蜗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武藤章认为：重任再次落到华中派遣军身上。他建议畑俊六，全速攻入徐州。畑俊六虽然持重，但此时也下了决心，因为他上任后还没有打过大仗。为此，他从在后方警备的藤田进第3师团里抽出6个半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1个山炮大队，外加1个工兵联队，一起放在奔袭徐州的部队中。

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各有作战区域，但他们与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武藤章却没画出来。当跑在最前面的第13师团的师团长荻洲立兵问武藤时，后者回答：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要顾忌华北方面军！直到后来华北方面军大为不满，告状到东京，大本营才训斥了畑俊六，并划定了两军的作战区域。

虽然日军攻占了徐州，但这次会战中日本暴露的问题，意外地多于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徐州会战尾声从容地跳出包围圈，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日军兵力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次主动和有计划的撤退。有计划就不用说了，至于主动，意思是没溃败情况下的撤退。

此外，由于徐州战场在两片日军之间，也使得日军要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操作上有难度。再有就是日军对攻打“大城市”没有“免疫力”，好像南北日军全部目的就是往徐州而去，看谁先攻进去。冈村宁次曾痛批这种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叫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攻占某城，一线的部队长往往会破坏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在战争后期的桂柳会战中，冈村作为最高指挥官，最为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中国军队安然转进，也跟前面说的会战之初日军那边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的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别说会战之初他们想捕捉的老汤的军团了。日军终于攻陷了城市徐州，中国的野战部队也如愿以偿地安全转移了。

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徐州火车站还有将近3000名没法走的重伤员。

卢汉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那列火车最终没能顺利地开出。杀戮者不是最先占领徐州的第13师团，而是同样恶性难改的南京屠城部队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按东史郎在日记中描述，当他所在的部队来到徐州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厢里重伤的中国士兵，于是“习惯性”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往里捅刺刀……

在当时，铁路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转移这批难以行走的重伤员确实成了问题。

这次暴行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3年的湖南厂窑大屠杀，并称日军在华三大暴行，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几乎所有战史研究者都在称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转移得漂亮时，却遗忘了这次屠杀。

李宗仁在撤退前对这批重伤员的安排成了一个谜。虽然撤退艰难，但就真的扔下了他们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事情在后来是无解的。

在徐州，在鲁南，能走的都走了，但还需要有人留下，比如峄县代县长李同伟。

这名教员出身的县长，在徐州战期间，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积极协助军队：做向导、搞侦查、组织民工构筑战斗工事……带着临时组成的教导队，还不时袭击日军的散兵，并生擒了一名日军，交给了一直想要战俘的汤恩伯。

会战期间，李同伟先后拜见了庞炳勋、张自忠等人，台儿庄战罢，关麟征部下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李同伟去见汤恩伯。

汤恩伯亲自迎接，说：“我部从南口转战到台儿庄，走过很多地方，部队还没到，村民就逃避一空，既见不到百姓，也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但山东在这方面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汤恩伯说得不假。

中日开战后，在山东，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自觉地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除了滕县城破后跳城楼殉国的周同外，还有聊城县长范筑先。韩复榘跑后，他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将周边武装和民团改建成游击队，后日军猛攻聊城，陷城后不屈自杀身死。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做得就不好，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的是后面的河南兰封之战。在该役中，军队看不到地方行政官员，县长都跑掉了，导致军队在粮秣补给、伤兵运送等方面十分麻烦。用宋希濂的话说，除了打仗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琐碎事，叫人大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