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再见！南京！（第3/10页）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