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第3/9页）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

事变后，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态度也就出来了，前者觉得麻烦大了，后者却很愉快。军部的参谋们开始站队。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新潟县人）第一个站在武藤一边。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边、柴山这边。

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开始偏向于武藤、田中一边。

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恳谈会”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进锅，石原是山形县人、武藤是熊本县人、田中是新潟县人、柴山是茨城县人、永津是爱知县人、后宫是京都人、河边是富山县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乱了。

北平达成停火协议后，武藤章仍在琢磨怎么把军队派过去。

在陆军参谋本部，武藤看见一个同事就拉住说：你知道么，北平的局势势必会恶化，必须作好南京的中央军沿平汉路北上的准备，我们至少要派过去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

武藤后来成为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也是七个人里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将。但事变时，他的作战课长的位子极为重要，业务内容就是负责筹划陆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