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 第三节

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刑、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刑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刑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刑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站在了刑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刑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刑州大批的兵器与纸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的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战败的可能。虽然有一些人对于《讨契丹诏》十分的不满，认为此诏杜绝了提前议和之退路，非谋国之言，但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这样的言论几乎全被掩盖。

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规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刑、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青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刺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弥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刺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