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闻战鼓意气生 第三节（第2/6页）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若无其事地与唐康、田烈武寒暄着，背上却早已是冷汗直冒，把内衣都打湿了。

高遵惠心中激烈地交战着，唐康心里也同样地忐忑不安。石越常对他说，国家制度往往溃于蚁穴，须得时刻防微杜渐，居上位者更应当尊重、维护国家礼制。可石越也说过，为国者无暇谋身。一个谨小慎微、奉制度为金科玉律、不敢逾雷池半步的人，要怎么个“为国者无暇谋身”法？便以眼前的渭南兵变而言，若要尊重国法制度，那么他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乱蔓延，更多的陕西百姓家破人亡……唐康早年时常在白水潭听课，听那里的大儒们议论“法”的问题，除了那虚无飘渺的“三代之法”以外，历代之法也罢，祖宗之法也罢，当世之法也罢，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唐康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无暇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当世的学者们，无论是王安石也好，吕惠卿也好，甚至是石越与司马光，都说过“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之话，或是承认过这样的事实。对唐康而言，既然国家制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便绝不会被所谓的“制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永远记得大程先生给学生们讲儒家的“经权说”时说过的话：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正是这段话让他茅塞顿开——大程先生说的“经”，便是王安石、司马光说的“法”，亦即是石越所说的“制度”——太平无事时守经不变，有事之时则须讲究权变之术。

解除了这层心结后，唐康的胆子便大了起来。知戎州时，他擅杀一千多西南夷，一举抵定戎州局势，事后不仅被御史弹劾他“专杀”、“使朝廷失信于蛮夷”等十余项罪名，而且还得罪了益州路的上司，但因为朝中有人替他说话，反而因此受到皇帝嘉奖。自此以后，唐康更加无所顾忌，他在戎州所行之事，十之八九，是未及请示的，多是先斩后奏。益州路四司衙门都看他不怎么顺眼，但因为他所做之事最后都颇见成效，又有本事直达天听，却也拿他无可奈何。唐康也因为在戎州政绩卓著，屡次受到嘉奖，西南夷大乱之后，他在戎州的政绩尤其引人注目。此番晋升，除了石越的因素外，他唐康的政绩也同样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唐康本来也没把擅调禁军这码子事放在心上——大宋朝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逢河灾时，偶尔也会有州县长官擅调禁军救灾，事后也都没怎么样。他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一件事，宋朝州县长官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本地所有驻军的长官！

但现在，他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毁于一旦。

若他已然顺利地平定了渭南兵变，那既便是追究他擅调禁军之罪，他也能坦然对之——至少，他还有平定兵变的大功劳当筹码；至少，他及时控制了局势，陕西百姓乃至整个大宋都要从中获益，这点担当，他唐康还是有的。

然而此时，他什么都还没得及做，所以，他手里还没有半点筹码。如果高遵惠要阻止他，既便事后高遵惠有可能被追究罪责，但他唐康，还有田烈武，以及那个热情的护营虞侯李浑，都不会有好下场——唐康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可怕的后果，他不仅会葬送掉自己的前途，还会连累到石越，连累到田烈武、李浑……唐康飞快地转着各种念头，某一瞬间，他甚至闪过一丝杀机，但他看了一眼正与宋象先笑呵呵地交谈着的赵隆，便立即按下了这个愚蠢的念头——不要说高遵惠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单这个赵隆赵子渐，便不是个好相与。这两三天中，唐康已看出了赵隆在军中的威信极高，甚至不在田烈武之下。这一营人马擅离驻地去渭南平叛，军中只有田烈武与李浑知道真相，包括赵隆在内的将士都以为是奉枢府的军令……唐康心里怦怦直跳，一面仔细听着高遵惠与宋象先的话，生怕他们露出半句口风，便要掀起轩然大波。

如坐针毡的唐康强作镇定，笑容可掬地与高遵惠应酬着，不时拿眼睛去看田烈武，却见田烈武显得浑在不意，热情地邀请高遵惠一行到他的营中歇息，一路上嘻笑自若，竟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是应当佩服田烈武的从容大度，还是应当嘲笑他的不知死活。好在一直到进了田烈武的大营，高遵惠与他的随从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询问田烈武的几千禁军为何会出现在堠子镇，这总算让唐康长出了一口气。

“吩咐下去，把那只麂子，再挑两只肥点的野兔，做几盘下酒菜来……还有，把我藏的那饼青凤髓拿来……”田烈武一进营门，便向亲兵吩咐着，然后转过头，对高遵惠、唐康笑道：“营中招待简慢，还望恕罪则个。太尉有军令，军中不得饮酒，只好以茶代酒。久闻高大人精擅茶道，未知今晚末将是否能有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