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2/11页）

复郭意城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国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实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后，作星使则病势甚重，作江督则病痊甚速，谓非取巧而何？君子不恃千万人之谀颂，而畏一二有识之窃笑，且方寸先不自许，是以屡疏辞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实不能多阅文牍，多见宾客，是以但求解要职以轻责任，不求离营以图安逸。乃数疏上后，外间纷纷揣拟，乃有匪夷所思极可讶笑者，不知长沙桑梓置议何如？世人蹈常习，故偶见有稍异者，便尔惊怪，以谓天下必不应有如此，岂人人之出处语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致李宫保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海柯于二十一夜阵亡，实深伤悼！渠临阵每失之太猛，仆每戒之，别时谆嘱。其与海舲同打一路，不料二十一日之战，与海舲相隔二十余里，竟以兵单被围而败。其居心仁厚正派，不避艰险，陨此良将，足为伤心。自初六日郭军大挫，继以二十一日树军之变，贼焰弥长，将来何可收拾？

仆定于初六日起行赴徐，三月交卸督篆，专在后路操练马队，备阁下前敌更换取用。树军队伍抵周家口时，拟令其亦赴徐州，俟另派统领，即在阁下左右护卫数月，再行出战。

海柯之死，国藩与阁下当各奏一折，无论恤典优否，且于疏中旌奖其人，慰逝者于九泉。

春霆、省三、仲良诸军，日内必皆见仗。春、省二人平日皆视贼太轻，阁下亦颇易视此虏。仆观僧邸屡胜之余，自九里关、吕堰驿、罗山数败之后，而遂难再振。淮、湘各军亦本为贼所畏，自三月初六、初七夺我炸炮洋枪，嗣后不复畏我。十月底铭军单县之捷，以为任、赖已残败不堪，十一月初盛军在罗山又称获胜，似大衰矣。而此次郭、张之挫，贼乃凶悍若此，从此凡呈报贼势衰弱者，仆与阁下皆不可深信。且须多为谋画，筹所以不败之法，筹此军虽败而彼军仍盛，随时再振之法。

淮、湘马队不如贼匪远甚，不得不竭力操练。远近责望皆萃吾二人之身，中夜以思，忧灼何极！

致李次青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兵与之相逐相迫，从不寻我开仗。偶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垓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时，而贼无吃亏之日，其难办有数倍于长毛者。不谓衰惫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均不能了此贼。身名不能惜，大局殊可隐忧。

龙阳易笏山太守佩绅，曾闻王子槐侍郎及霞仙中丞盛称其贤辛酉带勇入蜀，所如不偶，迨汉中败挫被劾，尤为困厄。本年开复引见，分发贵州，因道梗不能进省。可否留于贵军，襄办一切？即以到营之日，作为到省之日，伏乞卓裁。

复李宫保 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

顷接二十九日惠书，具悉一切。所论霆军及西北事，均得事理之平。惟国藩自乙夏以洎两秋，自度才力万不能顾晋、秦，并不能筹直隶，曾经五次具奏。去冬以来，忧谗畏讥尤甚于昔，觉吾二人可不顾陕西，而不能不顾山西，贼一至晋则京师震，恐吾二人同为世所唾骂。晋省军政之坏，不可名状，陈舫仙有信一件，抄呈尊览。自海柯徂谢，敝处亦深知无人可以拨赴河、陕，但以明季流寇入晋可为殷鉴，故寸心刻刻以山西为虑。其应否拨营防晋，统俟节前后相见再行面商。

仲良吃尽辛苦，而功不甚著，殊未称意，敝处不径调者亦正为此。然此等人实不可得，总须强之治军耳。

致陈舫仙 同治六年三月初一日

王方伯内召，李公亦去位，尊处当不甚掣肘。惟胡莲舫以京员而署晋藩，公事颇生，未必惬人意，于中丞处尤虑难期水乳，但于阁下防务诸事应手，即为至幸。阁下一函而二君去职，以后恐为众所嫉忌，务望倍加小心，以勤、廉、谦三字自矢。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舍沅弟到鄂后，裁撤多营，易以湘勇，密劾唐君，旋及官相，实由自信自负太过，全无谦谨敬畏之意。今郭子美伤败，彭杏南覆亡，而春霆亦与之龃龉，又有署中失火之变，万矢齐集，众谤交加，仆深恐其忧伤太过，或致心疾。望阁下作函寄鄂，多方宽慰。尤望阁下于勤廉自持之外，专在谦谨上用功，并矢卧薪尝胆之忱，求于军事中有所建树，一以免怨家之指摘，一以代舍沅弟稍雪耻愤，至嘱至嘱。

复李宫保 同治六年三月初四日

闻二十四五鄂中贼尚在陂、孝一带，意欲偷渡汉水，图窜巴蜀。若果渡汉，则湘、蜀皆震，势益燎原矣。阁下虽未履楚督之任，而目下鄂祸孔棘，大旆似须径驻襄、德等郡，以作士气而保楚饷，不仅为令兄与舍弟计也。